云南宣布独立后,即成立军政.府。关于军政.府都督的人选,蔡锷和唐继尧二公相互推让,由于蔡锷的坚持,最终推举唐继尧为军政.府都督。
云南都督府成立后,唐继尧聘请前巡按使任可澄,前山东提学使陈荣昌为参赞。前国会议员赵藩、袁嘉穀及张耀曾等为参议。指派由云龙为秘书厅长、张子贞为参谋厅长、庾恩肠为军政厅长、陈廷策为民政厅长、丁光冠为司法厅长、陈钧为财政厅长兼盐运使。
军政.府提出四项主张:
(一)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于中国;
(二)划定中央地方权限,俾各省民力能有自由之发展;
(三)建设名实相符的立宪政体,以适应世界潮流;
(四)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之资格。
同时申誓四点:
(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刬除;
(二)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分裂;
(三)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融消,绝无偏倚;
(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以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
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独立的消息到了北京后,袁世凯忿怒到了极点。他应该是清楚云南地理环境,对云南用兵不一定如平定二次革命那样顺利。
但他知道,必需使用雷霆手段,尽快解决云南问题。他不能不知道,自己的称帝有多少民意支持,一旦各地效仿和响应云南,弄不好局面可能失去控制。
于是,袁世凯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下令,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免职。
“……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何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此令。”
还一厢情愿地下令第一师师长张子贞代理云南将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理云南巡按使,令他们就近押解蔡、唐等人来京治罪。
民国五年一月五日袁世凯又有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云:
“……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不幸全国崩解,环球震动,遂毅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支持四载,困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乐。无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责任所在,尽力以为,不惜一身,只知爱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
“明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断不可以谋国;然果使中有杰出之才,可以治国保民,为人民所信仰,极愿听其为之,予得释此艰巨之仔肩,讵非幸事;然能安大局,环顾何人,为智愚所共见。人民无罪,未可举全国之重,任人试验,实逼处此,无从诿卸。
“国民深悉暴民狂徒之心理,终必惨烈相争,傥有墨、葡之变,必为越、韩之续,故谋改国体,冀可长治久安,文电交驰,情词迫切,无非出于爱国之真诚。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乱,非不知人民之状况,时局之艰危,但思侥幸一逞,傥其大欲,即涂炭生灵,倾覆祖国,亦所不顾。抑知国之不存,权利何有?此等举动,早为国民所预料,幸而发觉尚早,不难随时消灭。各省官民,佥谓国体既经全国人民代表开会决定,一致赞成君宪,并同戴一尊,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吁请早登大位,速戡反侧,同深义愤,万口一词。
“予以蒋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袁世凯对蔡锷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以政事堂名义通令各部署,凡与蔡锷有关的人一律予以撤职,在各省中和蔡锷有关的人,也都撤职。结果,在各省机关的云南籍职员以及是蔡锷的旧属都受到迫害。
袁世凯又命湖南巡按使沈金鉴,查抄蔡锷湖南原籍的财产。而蔡锷为官多年,虽然名满天下,却没什么资产。蔡锷的家人老夫人和妻子等早有准备,不知躲到了何处。只有一个兄弟是办木厂的,早已和蔡锷分了家。
蔡鄂本人只在杨度所办的华昌公司有少许股份,于是就把这股份没收。
袁世凯一方面对蔡锷大动干戈,另一方面又想通过软化的手段,使得蔡锷能够“浪子回头”。他知道蔡锷是个重情重义之人,李经羲是蔡锷的老上司,也是他将蔡锷一手提拔起来的。袁世凯找到李经羲,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