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筹安会以前,袁的干儿子段芝贵已经组织了一个策动帝制的秘密团体,电商各省组织请愿团,且先拟好了请愿书,要求各省将军,巡按使列名,同时罗致地方绅商名流加入,每省以发出一个请愿书为限。
筹安会成立后,孙毓筠等认为段的这个办法太过于草率,因此向各省建议另组“征求民意”的团体,由各省军民长官在各县绅士中每县指定一人,但在形式上仍用各县推举字样,定期召集“临时公民大会”。
后来这个建议也没有采用,而决定了用“国民代表大会”为表决国体问题的临时机构。关于各省包办选举和表决形式、发出推戴书以及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的总代表,都是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和国民会议事务局所主持和决定,从前面许多秘密文电即可看出。
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当然也是不可告人。他们虽然命令各省当局把这些文电销毁,以免在“开国史”上留下污点。
只是纸里包不住火,有心之人不想承担千古骂名,偷着保留下来,后来独立的各省把这些原件制版纷纷发表在报上。
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袁世凯本没策动他们参与帝制运动,可一些省的将军却也不甘落人之后,争相劝进。
劝进最早的,是湖南将军汤芗铭。八月二十五日他给袁世凯的电报说:“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下一尊,申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
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当梁士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同兴馆大宴是人士的时候,很不以为然。
看不出眉眼高低的他,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管,一边吸烟一面说:“大总统高升皇帝,只要下一道上谕,谁敢造反就砍下谁的脑袋来!干吗来闹这些讨论、请愿的把戏!”
其实他的这些话倒是真话,可是传到袁世凯的耳中,让其很是难堪,大发脾气地说:“这老粗简直是胡说八道,他懂得个屁,我要重重的办他一办,借此警戒一下那些干涉政治的军人。”
张敬尧并不恐惧袁会惩办他,因为当民国三年十二月白朗军被剿平后,张敬尧曾向赵倜函索“讨狼”赏金十万元,并且威胁说如果不予拨给,他的部队就要哗变。赵倜把张的原函密呈袁,袁批了查办两个字就无下文了。
对帝制出力最多的是段芝贵,段是袁的干儿子。九月间他领衔十四省将军密函呈袁请速正大位,列名的有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陕西陆建章、河南赵倜、山西阎锡山、云南唐继尧、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江西李纯、安徽倪嗣冲、山东靳云鹏、四川陈宦、吉林孟恩远、黑龙江朱庆澜。
附带列名的是: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察哈尔都统何宗莲、绥远都统潘榘楹、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福建护军使李厚基。
在这张劝进的名单上少了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一个是袁的嫡系大将冯国璋,一个是辫子军统帅张勋。
都知道张勋是主张复辟的,可是他所拥戴的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退位的宣统。袁世凯不放心张勋,特派阮忠枢到徐州进行疏通。
张信誓旦旦地对阮说:“大总统是我的知己恩师,我怎会对大总统有二心?”
张勋也很乖巧,于是发出一个通电以明心迹。
电云:“仆随侍我大总统廿年,迭受恩培,久同甘苦,分虽仆属,谊等家人。自古谓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仆历溯生平,惟我大总统知我最深、遇我最厚,信我亦最笃。仆亦一心归爷,委命输诚。”
事后不久他又通电说:“中国数千年历史,向无民主、共和字样。辛亥革命骤改共和,勋期期以为不可。惟仰体我大总统因时制宜、息事宁人之至意,亦不得不勉为赞同。”
可是帝制活动已临事实时,张勋却给袁一个电报如是说:
“大总统将为应天顺人之举,勋受数十年知遇之恩,自当效命驰驱。惟处置清室,应预为筹议。昔丹朱谓之虞宾,商均仍奉舜社,皆服其服,如其礼乐,客见天子,以示不臣。我大总统舜禹同符,先后一揆,此后宣统帝及诸太妃如何保全,宗庙如何迁让,陵寝如何守护,皇室财产及经费如何规定,我大总统霄虑所及,无待勋之哓哓,特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恳将勋所陈提交参政院议决,宣示海内外,使天下万世晓然于大总统之对清室,无异于舜禹之对唐虞。想参政诸老多先朝旧臣,当能仰体大总统圣德之高深,别无异议,则有清列后在天之灵爽,与隆裕逊位之初心,实凭鉴之。”
袁世凯看了这个电报,让政事堂回了他一个电报,极力称赞他“见识远大”,并保证优待清室的条件决不变更。
袁世凯在东南有一爱将,他本不是北洋嫡系,却死心塌地为袁之鹰犬,因此成为了袁的“东南柱石”。和陈宦之为“西南柱石”同等重要,这人就是上海镇守使兼上海制造局督办郑汝成。
他是革命党的眼中钉,民国四年八月十八日郑曾被刺未中,十一月十日郑汝成赴礼查饭店日领事馆茶话会贺昭和天皇加冕,在白渡桥遇刺,被打得满身都是窟窿而死。
袁世凯闻郑遇刺,大为震动,伤心至极。照上将阵亡例议恤,给治丧费二万,拨小站营田三千亩给郑家属,并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