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大隈在接见驻日本使节陆宗舆的时候,声色俱厉地斥责“中国人不能守秘密”并拒绝接待中国特使。
在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的同时,德奥两国公使曾多方活动,以承认帝制为中国不加入协约国为交换条件,袁世凯没有答应。
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周自齐,可是却对俄国特使大献殷勤。俄皇尼古拉斯也派了特使密海也鲁维茨大公前往日本赠勋日皇,日本在欢迎上所表现的却是超乎寻常的热情和高规格。
俄国特使于元月十二日抵达东京,日本天皇竟亲自到车站迎接,日本首相大隈也率领全体阁员到车站欢迎。东京市区处处飘扬着日俄两国的国旗,俄国特使下车后满脸春风,检阅仪仗队后,即乘礼车到霞关离宫休息,东京市民数十万人屹立街头,夹道欢呼。
日皇在丰明殿接见,并亲自陪同共进午餐,同时颁赠菊花大绶章。
俄国特使逗留东京期间,日本弥漫了极为浓厚的日俄亲善空气,日本舆论亦充满了对俄国表示示好的声浪,甚至有说:“倘若对于俄国有利,日本虽赌国运为之亦在所不惜。”
日本这样大送秋波,大卖风情,自然是有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日本向俄国建议:两国签立一项密约,由日本代替俄国,维护俄国在远东的一切权益。俄国则可以抽调出驻扎远东的军队,以调赴欧洲战场,日本同时愿意接济俄国军火和军用品。
这时正是俄国在欧洲战场上非常吃紧的时候,俄国很怕日本乘俄之危在远东搞乱子,因此双方一拍即合,立即签订了“日俄互不侵犯协定”。
协定规定:“一方在远东的领土权和特殊利益,为他一方所承认者,如被他国侵犯,缔约国即应协商为维护此种权利及利益所应采取之态度。”
有了这个协定,日本以**手段在中国所夺取的权利,就可以得到俄国的承认。
日本的图谋是突破西方国家在中国所保持均势,实现其独霸中国的美梦。这样一来,他在野心实现的路上,就又大进了一步。
更凶的是日俄两国还签了秘密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如有第三国亦欲取得中国政治上的优越权时,日俄两国应即进行协议,执行共同必要之手段;如第三国对缔约国一方竟至宣战时,他方有武力援助之义务。”
有了这个秘密同盟条约,使得英日同盟就完全失去了效用。因为英日同盟是对付帝俄的一项同盟,而现在的日俄同盟,则是对付英美的一项同盟。
列强之间无非是利害关系,因为利害关系,日本对中国所派的赠勋特使予以极不礼貌的拒绝,而对俄国特使则表示超过了应有礼貌的热烈欢迎。
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在列强争霸,相互利用的条件下,中国这样的弱国,只能是他们的盘中之餐。
参政院本是代行立法院的机关,同时也是袁世凯的御用工具。袁要改革国体,不敢由参政院解决此重大问题,所以才有全国请愿联合会乃要求以组织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机构。
参政院根据这项请愿咨请袁发布命令,定民国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举行国民会议之复选,召集国会,解决国体。
袁世凯怕时间延缓,授意全国请愿联合会再作第三次请愿,以另组机关征求正确民意为辞,参政院乃建议用国民会议的初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问题。
于是袁世凯正式公布国民代表大会之告令: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咨称:本院前据各省、各特别行政区域、内外蒙古、青海、回部、前后藏、满洲八旗公民王公、暨京外商会、学会、华侨联合会等一再请愿改革国体,当经本院开会议决,将请愿书八十三件咨送**,并建议根本解决之法,或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叠准大总统咨复,以国民会议议员复选报竣为期,以征求正确民意为准,以从宪法上解决为范围。
“具见大猷制治,精一执中。易胜钦佩。而自本院咨送八十三件请愿书以后,复有全国请愿联合会代表沈云沛等、全国商民冯麟霈、全国公民代表团阿穆尔灵圭等、中国回教俱进会、回教回族联合请愿团、暨回疆八部代表王宽等。哈密吐鲁番回部代表马吉符等、锡林果勒盟代表程承铎等、云南迤西各土司总代表邓汇源等、新疆、蒙、回全体王公代表暨宁夏驻防满蒙代表杨增炳等、北京二十区市民董文铨等、北京社政进行会恽毓鼎等、南京学界丁伟东等、贵州总商会徐治涛等、筹安会代表杨度等、暨全国商会联合会蔚丰厚各处票商等,前后请愿前来,咸以为中国二千余年,以君主制度立国,人民心理,久定一尊。
“辛亥以后,改用共和,实于国情不适,以致人无固志,国本不安。诚如共和制度,元首以时更替,国家不能保久长之经画,人民不能定专一之趋向。兼之人希非分,祸机四伏,或数年一致乱,或数十年一致乱,拨乱尚且不遑,致治何由可望?……惟有速定君主立宪,以期长治久安……
“全国人民,迫切呼吁,实见君主立宪为救国良图,必宜从速解决。而国民会议开会迟缓,且属决定宪法机关,国体未先决定,宪法何自发生?非迅速特立正大之机关,征求真确之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