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称帝之前,北洋内部就已经有了种种派系争斗,其中之一是粤系与皖系之争。
所谓的粤系,是梁士诒系,又称交通系。所谓的皖系,便是杨士琦系。
梁士诒(1869年—1933年),字翼夫,号燕孙,广东广州府三水县人,出生于今佛山市三水白坭镇岗头村。民国初期著名的经济家、银行家、政治家。
梁士诒早年与其父梁知鉴同在三水、广州、**读书,后又与梁启超同于佛山书院游学。
光绪二十年(1894年),考取进士,历任清邮传部大臣、国务大臣、铁路总局局长,为中国早期的铁路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一九一一年,协助袁世凯胁迫清皇室退位。
民国初期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等职务,并以交通系首领、全国铁路协会会长身份,全力支持孙中山的全国铁路建设计划。
梁士诒有“活财神”、“二总统”之称。一九一六年,他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大脑”、“王座背后的权臣”,是清末民初非常活跃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
一九一八年六月六日,梁士诒创办北京证券交易所,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梁士诒以私人名义致电英国首相麦克唐纳,请其联合各国,制止日本暴行。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日,到上海与段祺瑞共商抗日大计,一九三三年四月九日病逝。
梁士诒在民国元、二、三年间,在袁世凯之下,确实在是一个实权人物,相当于是“幕后总.理”。作为总统府秘书长,是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桥梁,承上启下,呼风唤雨而不可一世。
加之他又有实际的财政大权,曾经让财政专家的熊希龄总.理难堪,使杨度和杨士琦的交通总长先后流产。
因此,当时的北京官场,如果走不通梁士诒的路,做官是很难有大的前程。
但是,所谓树大招风。梁士诒的势力是很大,但招来的反对的势力也不能小视。当时的北京官场上几乎尽人皆知,梁和两杨势不两立;两杨既是杨度和杨士琦。
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清同治元年(1862年)生于淮安府山阳县,杨士骧之弟。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报捐道员。十一年,捐指直隶试用,其后十余年一直总办关内外铁路事宜。
光绪二十五年,杨为两广总督李鸿章重用,与兄杨士骧同赴广州效命。李鸿章重回北洋大臣之位,杨氏二兄弟同回北京。此间,与庆亲王奕劻及袁世凯过往甚多。
翌年,曾致书袁世凯主张镇压义和团运动,并担任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中的联络员。
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死后,杨转身投靠袁世凯,任洋务总文案献,成为袁“运动亲贵,掌握政权”的马前卒,持续十数年受宠不衰,被袁视为心腹,且素称“智囊”。
据说当约法会议成立时,袁世凯本来是打算把议长一席给梁士诒。
杨度却在一旁淡淡地说了一句:“燕孙是国民党首领,国民党支部遍布全国”。
袁马上脸色沉重地说:“他不合做这事。”
杨这一支暗箭恰巧报了熊希龄组阁时,杨拟任交通总长,被粱冷冷地向袁说“皙子对交通外行”,便把交通总长的帽子打落了的旧怨。
民国三年初,总统府中粤、皖两系明争暗斗甚为激烈,三月间杨士琦曾公开发表谈话如下:
“别人骂我黄老主义,我实在无所谓。这和前清时有人骂我是袁党一样。那时,项城已下野,文敬(指其兄杨士襄)正任北洋大臣,所以我不能马上走。张文襄竟说:‘两柱虽移植其一,中间则仍留一线。’两柱指项城和庆邸(奕劻),我是传达消息的一线。
“武昌起义后,派我当议和代表,我以为非共和不足以渡难关,而共和必无良好结果,所以我辞职不干。过去两年间,我住在上海,或者就是实行黄老主义的时期。
“项城再三电召,我为着老朋友的关系,既来则安,对于做官不做官的问题,更无所谓,既无做官的必要,亦无不做官的必要。前次梁秘书长发誓不做部长,我才答应担任交通总长。别人骂我是皖派领袖,我就是皖派领袖好了。”
梁士诒以交通为基础,而实际上则掌握财政大权。当时北京**虽有财政总长,可是财政大权都集中在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这个财政会议由袁世凯为召集人,而粱则为实际主持人。
熊希龄内阁垮台后,财政权更集中到总统府了,甚至连收支一切多由总统批定。
有一天,袁世凯对梁士诒说“财政窘迫若此,交通部总要帮个忙才好。”
梁答:“请总统吩咐,要多少才够?”
袁说:“每月总须有四五十万才够。”
梁答:“那么就是五十万好了。”
从此交通部每月便按时如数缴出。
两杨反梁的得意之举是迎合袁的心理,捧徐世昌出来做国务卿。因为这样一来,则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便完全落空,这是打击梁士诒最好的一个办法,也是一着绝妙好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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