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成为国人永远的痛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部分全文如下:
“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再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远东和平之局面,务冀圆满结束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忍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次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
“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他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至第五项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文件,照四月廿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应诺。
“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这份“最后通牒”,**味极浓,战事一触即发。
中国外交部接到日本最后通牒后,立即报告了袁大总统。
袁世凯于下午五时召集各政界领.袖人物会议,除陆军总长段祺瑞外,其余均主张和平解决。
所谓和平解决,当然就是接受日方的条件。
此前,袁世凯曾不安地问段祺瑞:“若我国与日本人作战,能坚持多久?”
段祺瑞回答:“恐怕只能支持一个星期”。此时,段祺瑞还并不知道“二十一条”的事。
在会议上,袁世凯将日本的“二十一条”公布后,询问与会的大家,到底该怎么回应日本?段祺瑞听后,拍案大怒。
他流着泪说:“谓有图破坏中国之安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体殉国!”
作为国家的陆军总长,段祺瑞不能接受不战而降,这是北洋军人的耻辱,是作为中国人的奇耻大辱。
虽然段祺瑞知道与日本作战,损失肯定惊人,但他还是对袁世凯说:“总统,国家养兵多年,未有一次外战,请总统下令,祺瑞愿率北洋陆军与日寇决一死战,与日偕亡也不能如此丧权辱国啊!”
据说,听完段祺瑞的话,袁世凯同样两眼含泪。其他参会人员也都面面相视,心情沉重。
袁世凯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一改往日一言九鼎的行事风格。
他于八月日上午十点在春藕斋,下午一时又在纯一斋连续召集会议,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参政、外交次长等皆出席。反复听取大家意见,他自己则始终没表明态度。
当日中午,英国驻华公使朱典尔匆匆忙忙地赶到外交部找陆徵祥,请他转告袁世凯:“中国已面临到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我到中国四十年,和袁大总统有卅年的交情,今天不能不赶来说几句真挚的话。
“日本这次的最后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现在欧洲各国正在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中国除接受日本条件外,另无自全之道,请贵总长把我这意见转达于袁大总统。”
同一天,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劝告袁**:“应该避免和日本正式冲突。”
这时,欧张正打得胜负难分。中国虽然和协约国走得很近,但毕竟没正式加入协约国。再者说,谁会为了一个任人都可欺负的中国,而得罪军事强大的日本?
英、美站在协约国的立场上,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当日本的说客,实在是没什么可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日本所以这样的有持无恐。就是摸透了英、美等国的心理。
很多人说:这时的袁世凯正坐着当皇帝的梦,他像所有中国的独裁统治者一样,总是把“攘内”当做最大要务。他要全力对付的是国民党和所有反袁势力,哪有心思抵抗日本。
既然美国和英国都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他便正好可以借坡下驴。
也有人说:但凡有别的选择,试问谁愿意签这个约,当万夫所指的卖国贼呢?
还有人说:当时民国实在太穷了,不得不曲意向日本屈服,不可能像段祺瑞所说的那样,与日本决一死战。袁世凯一方面假意答应日本人,一方面将日本人的阴谋公之于众,致使国际舆论哗然。最终,日本人强迫中国成为保护国的计划不了了之,只能以《民四条约》作为代替。
当然还有其他说法,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这个历史事件究当如何去看呢?笔者认为,无论对袁世凯其人是好还是恶,历史事件还是要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无论如何,反正最后的结果是:袁世凯在五月八日下午八时,在纯一斋举行的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泪随声下的演说,宣布接受了日本最后通牒;把日本另案讨论的第五号要求吹嘘为“誓死力争”的结果。并对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劝说,表示诚挚的感谢。
会议上商议如何答复日本,开始的意见用长文答复,叙述一下谈判过程、发生的争论和进行过的修订,可能是后来觉得,怎么说都是很丢人的事,不如干脆改为简短的复文。
当日晚间,外交部连夜准备复文,有关第五号福建一条中“日后另行协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