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设在含和殿后的遐瞩楼,它的所在地可谓一半在总统府,一半在旧国.务.院。印铸局本就在院外。政事堂左为机要局,右为左右丞休息所,政事堂公所则是旧国.务.院址。
政事堂之组织细则为:
(一)国务卿有参与军事之权,军事会议国务卿应列席。
(二)对外公事均以政事堂名义行之。
(三)国务卿在政事堂范围内应发堂谕。
(四)国务卿可召集各部总长开政事堂会议。
从上述情况看,徐世昌这个国务卿其实是在主持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
在法律上虽没有原国.务.总.理的地位,但实质上的职权,远超出前此国.务.总.理之上。这应该是因为徐世昌任国务卿的缘故,所谓因人而设事。
因为这职权来自总统的授权,而没有法律保障,如果总统不愿意,这些权力可随时收回。
各部除例行公事得自行办理之外,主要的均须国务卿核准,所以各部总长对国务卿实际是从属关系。当时还有一项规定,即外交、内务、交通、财政、陆军五总长,规定每日必须谒见袁,谒见时由国务卿率领。
徐世昌对朋友说,国务卿的冗忙,并不下于清朝兼管各部的军机大臣。
这位老相国每天起身甚早,八点后盥洗完毕即办公,至九点钟即至总统府。至十点钟偕左右二丞杨士琦、钱能训入谒与袁世凯议论国事。十一点钟到政事堂办公,十二点钟午膳。有时陪袁世凯进餐,有时则和杨士琦、钱能训共食。下午二点钟休息,至四五点钟起办公到晚上十点钟。
政事堂下设机要局、主计局、铨叙局、法制局、印铸局、司务局六局。最忙的是机要局。机要局除了局长张一廏外,还有两位副手是冯学书和郭则云。
张一廏最勤,每天早上六点就开始办公。
杨士琦、钱能训二丞则七点上班,把张一廏整理出来的公事复核,然后向徐世昌呈阅。
张一廏和袁世凯的关系也很深,是深得袁世凯信任之人。
在此以前,梁士诒虽权倾一切,可张一廏也是一位红牌秘书。他不属哪一派系,据说徐世昌的出任国务卿,袁世凯、徐世昌之间的许多细节都是张一廏从中间联络。
主计局长吴廷燮,一向和徐世昌的关系很深,熟于政要和考据,文学见长,人以道学先生目之。主计局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财政机关,旧日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即合并于主计局。吴廷燮不是财政专家,出长主计,令人有才非所用之感。
吴廷燮有鉴及此,乃在财政考据方面发表“权威”意见,诸如中国田赋簿籍之数,税法因革之原,他都考之有据,还写了一本《清理财政考略》专书。
主计局设在怀仁堂,即清朝的仪鸾殿。
铨叙局、印铸局、法制局都是旧人,司务局是专办庶务,局长是曾随徐世昌在东三省的旧人吴芨孙。
徐世昌出山后,自有他的作法。他认为“为政不在多言”,过去阁员入阁之初,总是长篇大论的发表政见,结果则是一事无成,焦头烂额。
如今大乱之后,惟求休息,所以不敢有新政发表,只求择可行的行之,不可行的不行。行而有成效的就是善政,相反的就是恶政。
他说:“如果大家讥笑我无所表现,我也不敢辞,今天大家拉我出来,或者就是因为我的这种特性。”
然而徐世昌的特性是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具体言之是“复古”!其实这可能有一定的误解成分。在晚清的重臣中,徐世昌决不是个顽固守旧之人,相反倒一直是求新变革的。
比如在戊戌维新中,他无疑属于维新派,只是因为识时务而没卷于其中。在立宪运动中,他不但是坚定的立宪派,而且是属于立宪派中的激进者。而在清廷退位和平实现共和的过程中,徐世昌所担当的角色,至少是主谋之一。
徐世昌任国务卿后,他的所作所为确实有很浓重的复古味道,这未必是他的本意。他和袁世凯在一起,始终是个参谋,是袁世凯的谋臣。也就是说,徐世昌的复古,秉承的是袁世凯的意愿。
客观上讲,任何一个新旧蜕变的时代,旧的阴影总是时隐时现。由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被赶出政坛,袁世凯政.府的骨干大多是清廷的遗老遗少,所谓旧人。
而袁世凯北洋系,从根本就是个旧东西。
当时的民国,一般武人、大吏和无行文人,其头脑顽固的自不必论,大多数则是争妍希宠,以求升官发财。他们中的多数人不知道大总统和皇帝有何不同,不知民主共和与封建专制有何区别。
那个时候,每天都要发生很多稀奇古怪的事,让人哭笑不得。
比如:
一、民国元年三月三日,东三省都督赵尔巽下令:“共和既定,即应解散党禁,勒令复业。近闻南省党人尚有潜伏奉省各地,无资回籍者,统限于五日内赴就近官署报告,酌给川资,限速出境。”
这位由清朝督抚变作民国都督的赵尔巽,不知他心中的政党是什么东西,民国是由何人创造?
二、元年三月十日,禁卫军军统冯国璋,令南城居民撤去国旗,“盖恐两宫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