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他的走卒,都想表现忠诚,不到三天,“谠论”都抒发过来。没人提法律草稿本身有何问题,估计他们也找不出什么毛病,对这一点,袁世凯也心知肚明。
手下有不少御用的法律专家。他曾拿着宪法草案,争求过几个人意见。这几个人都附和他的喜好讲话,而让他们从法律角度对草案提出异议,则各个面有难色。
后来有一人壮着胆子,说了一句,做为民主共和体制,这草案所表达的大多是最基本的原则。用法治取代人治,用法律对行政权进行限制和监督,对个人的随意性进行管控,防止个人的任性妄为和无法无天,正是民主共和体制的真谛。是民主共和体制区别于封建专制的根本之所在。
虽然没明说,这宪法草案挑不出什么大毛病,但袁世凯还是能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和当年老佛爷不懂立宪一样,袁世凯跟着大家喊了这么长时间的民主共和,其实一直没搞明白这民主共和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总算是懂一点了。
他好像终于弄清楚一件事,好像不是《临时约法》和《宪法草案》和他过不去,应该是这民主共和本身和他过不去。
怎么办?难道就能俯首听命任这民主共和摆布吗?袁世凯不服,他不甘心。他从来就不信邪,只相信一句话: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有了权力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袁世凯当然不指望下边能提出宪法草案有什么毛病,他只需要下边发声。需要方方面面听听底下的呼声,需要用底下的呼声给国会和相关方面施加压力。
手底下的文武官员好像猜透了他的心思,这些人也真会“揣摩上意”,都不约而同的把矛头指向了国会,指向了宪法草案,指向了宪法起草委员会,指向了国民党议员。
他们大骂国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是“国家的蟊贼”,强烈要求铲除国民党,驱逐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作废宪法草案。
亲信近臣倪嗣冲、冯国璋、张镇芳、汤芗铭、张勋喊得最凶。
特别是倪嗣冲,早就呼吁:“似此(国民党议员)害群之马不除,天下安有永平之望!拟请通令京外各处,将国民党一律解散,其有身居津要而迹涉嫌疑者,应令免职回籍,使之闭门思过。”
收到袁世凯的电文后,更是大放厥词,说宪法草案“显违法理,阴加鼓煽,实为该党破坏民国再接再厉之手段,与黄兴等之谋逆搆乱,一而二,二而一也。”叫嚷:“迅将国会解散,其国民党议员,并即驱逐回籍,交各省官司详加察看”。
这一日,《宪法草案》全部杀青,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提交宪法会议。
袁世凯看到了,大家都在抢时间,于是决定摊牌。
国会已经不再有利用价值,原打算是想让他们制订一个自己可心的宪法,取代《临时约法》;现在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了,他要对国会下手了。
不过,这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要拉上国.务.总.理熊希龄。因为,按《临时约法》,发出的文告和决定,还需要国.务.总.理联署。
经过了一番筹划后,总.理熊希龄被约到总统府议事。
熊希龄刚到,就有外国使者求见大总统。这当然是事先就约好了的。内外有别,袁世凯自然是要先接见外宾。
他很抱歉的请熊希龄在办公室稍等。
熊希龄闲来无事,随意看了一眼袁世凯桌子上摆得一个卷案。是前司法总长许世英,查办承德避暑山庄的案子。略加窥视,发现关系自身,大惊失色。
原来熊希龄任熱河都统时,就住在承德避暑山庄。那里是清廷的行宫,皇帝常到那里避暑狩猎。山庄陈列了许多清室珍宝古物,每任都统到任,都对这里的文物进行检查,并向清廷报告。
熊希龄在山庄居住时,清点过山庄的文物。
他曾把一把折扇,送给袁世凯的亲信姜桂题。姜桂题没敢私自留下,把宝物交给袁世凯,并把熊希龄密报。
熊希龄担任热河都统的时候,正值库仑蒙匪叛乱,边务吃紧。他看到行宫古玩盗卖严重,加之房屋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为保护这些珍贵文物,熊连续两次呈文袁世凯,要求修整行宫和整理陈列的文物。并建议将文物装箱运往北京,作价卖给民国博物馆收藏。
袁世凯批准了熊的建议,熊希龄从一九一三年五月开始,对行宫房屋进行修理,对陈列的文物彻底清查。他还颁发了十三条清理办法,编制了各种清理表格,委任了两名清理官员,会同宫里的事务主官,费数月之功,分门别类,将行宫古物彻底清查完毕。
熊希龄本人对于古玩完全是个门外汉,既无赏鉴知识,亦无收藏雅兴。在修整房屋和清理文物过程中,由于经费紧张,熊在经袁世凯同意之后,派人从宫中的古文物中,选了十多件稍贵重的瓷器,运往北京、上海变卖,得到一笔巨款,充作修缮经费。
但是,袁世凯对谁都信不过,批准熊希龄提出修整行宫和整理古玩的建议后,背后又指使前清内务府官员暗中监视。
内务府官员将熊希龄在北京、上海变卖的瓷器与其他被盗卖的古玩搞在一起,大约二百多件,开列一个清单,要求袁世凯进行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