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边都不得罪,也两边劝解,对于冯国璋嘱其“主稿呼吁进行围剿国民党人”的要求,蔡锷则以“近日某派(指国民党)气已中馁,大局或可不至破坏”为由,也同样委婉予以推辞。
蔡锷的话是有根据的,因为,五月二十三日,李烈钧曾通电表示:“宋案、借款两事发生以来,各处主张虽有不同,福国利民之心则一。目前发表意见各电,问心无他,可矢天日。烈钧素心戆直,值兹谣诼纷繁之际,窃于行事固不敢偏重,亦未便盲从。
“此次开罪政.府,诚不所免,若谓为逞异谋,不惜名、不爱国,则不敢受。民国缔造艰难,烈钧随诸公之后服务年余,虽无功可言,亦何致不知国家大计,又安敢忍心害理,甘为共和罪人。……
“当此风雨飘摇,操戈同室固足以致亡,即畛域不化,诚信未孚,亦岂国家之福?现在政争激烈,损益轻重,端赖识时俊杰平心权衡,若稍偏决,将何以定人心而固国本?事关大计,仍当续陈。待罪章门,静候谴责。”
从通电中不难看出,李烈钧的态度明显在软化。
对于李烈钧以上通电,冯国璋于二十六日致电蔡锷煽动说:“国璋愚谓宜一面联名电请中央,即将该督撤换;一面先由同志各省互相声援,嚆矢待命。势成骑虎,誓灭此贼。请诸公血战,谅同兹意。”
对此,蔡锷表示反对,并于五月二十九日致冯国璋说:“近日事机似已渐顺。李都督(指江西都督李烈钧)电所陈,较之以前各电,气焰顿减。虽其中多强词抗辩,然为伊设想,实不敢以破坏大局之罪自认,其情不无可原。至电尾‘待罪章门,静候谴责’二语,此系行文常套,亦近于俯首告哀。此时似可乘其悔祸之心,迎机一导,或于时局不无补益。
“至李以前行为,本难宽忍。然**所以虚示羁縻者,亦以外患四伏,目前统一之局万不可破;若阋墙祸起,不惟秩序遽难必复,深恐外人借保护实行侵略。投鼠忌器,实迫于无可如何。俟大局略定,中央以一纸之令去之足矣,初无烦武力解决也。所商联电中央撤换该督一节,鄙意任免系大总统特权,弹劾之案似不能由我辈提出。此端一开,恐酿成外重内轻之祸,事关大节,不厌详商。”
这里,不难发现,蔡锷的的总体态度是识大体、维护大局的,挑不出什么大毛病。平常日子,蔡鄂行事也很严謹的。
但是,袁世凯对蔡锷就是不放心。
他曾对曹汝霖说:“松坡(蔡鄂的字)此人有才干,但有阴谋,我得早提防于他。”
干事总得有个由头,对于蔡鄂,袁世凯还一时之间,还真找不到下手的地方。不过,还终于让袁世凯等来了机会。
蔡鄂病了,欲请病假休息。
治病可是件大事,云南地处边陲,能有生么名医呀!京城这曾经的皇城,则是名医荟萃地方,来京城调养,袁世凯要亲自给找名医诊治。
大总统这样的体贴和关心,怎么好辜负呢?所谓恭敬不如从命。蔡鄂前脚刚离开云南,袁世凯就指定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
于是,袁世凯云南这块心病总算是去了,不过,他还有隐忧。
湖北的都督一直由黎元洪兼任,黎元洪也始终不肯离开自己的老巢。
黎元洪原本是属于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两方谁都不轻易得罪他,头上又环绕武昌首义的光环。
因为杀张振武,和革命党方面撕破了脸,而最终和袁世凯走到了一起。
无论在“宋案”还是在“善后大借款”的风潮中,黎元洪都坚定站在了袁世凯的一方,和袁世凯一南一北、一上一下,遥相呼应,配合默契。
在平定“二次革命”中,黎元洪更是居功至伟。
为了表彰黎元洪做出的贡献,袁世凯曾先后授其一等文虎章,赠送“民国柱石”的匾额。
现在,“二次革命”平定了,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黎元洪这个“泥菩萨”,应该是没什么大用了。两个人本来就没有什么交情,实属相互利用的关系。既然是差不多用完了,就该放到一边了。
归根结底,黎元洪到底不是自己人,湖北的地理位置又十分了得。
十二月八日,袁世凯派出大将段祺瑞到武汉,敦请黎元洪赴京就位。
理由很充分,也无可辩驳,副总统是全国人民的副总统,总在湖北待着名不正,言不顺
盛情难却,再赖着不走就可能影响关系了。
黎元洪只好找自己手下人开了个密会,把一些事交待一下,万般无奈踏上了进京的路。当时想着,是去北京待几天就能回来,想不到他人还没到北京,段祺瑞署理湖北都督的任命就公告天下了。
到京后,被袁世凯敬为上宾,接待规格之高比接待****有过之而无不及。
是菩萨总得供起来,供奉的地方也特别的讲究,光绪皇帝待了好多年的地方,——瀛台。
黎元洪也不能不识抬举,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十分不请愿的辞去湖北都督的职务。
当日,袁世凯对此大加赞扬:“伟业丰功,彪炳寰宇”,不知是真是假的说:“听夕握谈,快倾心膈……每念在莒之艰,辙有微管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