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社会各界大多希望维持稳定。如上海总商会呼吁和平,有谁“先启兵端”,“即为与人民为敌,视为乱党”。苏、浙士绅及国民党名流汪兆铭、蔡元培也奔走调停。
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宣称:“暴民政治之祸,甚于洪水猛兽,妄启战端会招列强介入,祸国殃民。”
短短一年,时局完全改观,内外形势都对国民党很不利。
为了孤立国民党讨袁派,袁世凯迎合人们的心理,作了多种宣传。针对一些人的“厌乱”心理,他有意作出种种“宽容”、“忍让”的姿态,连篇累牍地发布文告,指责讨袁派“潜谋内乱”、“破坏民国”,并极力表示非至万不得已,自己是不肯使用武力的。而且还特别强调,之所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肯张皇武力”,“并非无力安良除暴”,而是“冀其悔悟”,因为“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国家不堪再扰乱了”。
袁世凯针对讨袁派在上海“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的情况,他于五月十三日急忙颁布了一道文告,命令各地文武官吏“保卫商民”。
他说:“如有匪徒借端扰乱,损害商人,唯该都督、民政长是问。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
七月十三日,他又颁发“提倡实业”文告,侈谈“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袁的这些作法,迎合各地商民的心愿。
辛亥革命时,他们曾经踊跃捐助军饷,支援革命;而今除少数激进者外,大多数对“讨袁”表示冷淡,甚至加以抵制。
后来,袁世凯还传令嘉奖各地商会“拒乱有功人员”。
为了消除人们对他击败民主派后恢复封建专制的忧虑,他还一再公开表示遵守誓言,效忠共和国。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安抚和争取了立宪派和中间势力。
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这么多人的反对。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其成分已经很复杂。
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二次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何况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革命时更为的壮大,国民党内部对于二次革命也大多没有信心。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在南京的战事还在进行中就不辞而别,何尝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国内众多实力派的支持,自然也就很快失败。
反过来说,国民党所发起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达到倒袁的目的,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但他对很多地方上实际上是无法加以控制的。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党魁、军阀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闹得厉害了,自然不乏刀枪齐动、血流不止,甚至于你死我活、民无噍类。譬如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死在他手里的革命党、造反派几乎是数以百计,这些人何尝不存争权之私心。
由于革命党人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过多的吸收了会党领袖,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为社会所不齿的渣滓流氓(如应桂馨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毫无革命信念,一旦当权,必然危害地方,搞得民不聊生。
很多官场中人,都知道当家不易,管事很难,把事管好更难。相反,一些革命党人,一朝大权在手,便忘乎所以。以为有权真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乱搞一气;更有甚者因手中有权而很快腐化堕落。
很多人抱怨,新生但混乱的民国还不如腐朽然稳定的大清,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当时又拿这些人没有办法。
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得不到民众的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国初期民主潮流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际存在的两个营垒的对峙。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革命党人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标,使中国朝着实现共和的道路向前迈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