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令娴)的家信中:“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刺宋之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胪列多人,我即其第二候补者,今将彼宣告文剪寄,应某谋北来刺我,二十日前蜕丈已电告矣。”
看来,梁先生也认定陈其美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指使。
但是陈其美和宋教仁交情深厚,又同为一个战壕里的同志,而且宋被刺时,陈就在身边,事后表现也可圈可点。在宋案中,虽然陈其美疑点重重,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其美就是杀宋的幕后黑手。
那些宋陈恩怨,不过都是捕风捉影。
如果袁世凯、赵秉钧、陈其美三人都不是幕后指使,还有别的人吗?
其实除了袁世凯、赵秉钧、陈其美三个嫌疑人之外,“宋案”的幕后指使者,从现有的资料看,至少还可能是另外两个人之中的一个。
其一,是洪述祖。
《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说:“宋遁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
张溥泉:字溥泉,河北沧县人。一八九九年留学日本。一九零四年参与创立华举会,一九零五年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任同盟会交际部主任、国民党参议。一九一三年当选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长。自一九一七年后任护法军**驻日外交代表、军**顾问。一九二零年任广东军**顾问。
张溥泉是老同盟会会员,他的话可信度高。
后据袁二公子袁克文回忆:“家父曾说:‘我代人受过多得很,从未辩过。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因为我而见杀,怎么辩呢!明事理的人一定察觉出,如果我想杀他,不必一定招其来而杀之。我完全可以等他来了后,陷他以罪杀他,何必要数次邀请他,乘他将行而杀之?这明明是授人以柄,愚夫也不会做这等傻事。’”
如果上边《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所记,洪述祖和袁世凯见面和对话确有其事,那袁世凯对刺杀宋教仁是不知情的。而是做为袁世凯的手下的洪述祖,求功心切,私下安排人员刺杀了宋教仁。这一点,从想邀功请赏的应桂馨后来的表现可以看出端倪。
有个史料记载,袁世凯曾嘲笑洪述祖,说他净说空话不干实事,这话是有针对的。此前,洪述祖曾说过能拿来陷害宋教仁的材料,从袁世凯处预支五万块钱赏钱,结果赏钱拿出去了,一无所获。
所以,当洪述祖说,应夔丞可以搞到构陷“孙、黄、宋”(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东西,再要钱的时候。袁世凯要求先把东西拿来,再说钱的事情。
应夔丞想的是空手套白狼再骗30万块钱,洪述祖发现应夔丞是在骗他,觉得没脸见袁世凯,也没办法向大总统交代。
被嘲笑不干实事的洪述祖决定干一件实事,他马上告诉应夔丞拿不到材料的话就趁机下手。因为,他可能不只一次的听袁大总统说过,宋教仁如果当了国务总.理,可是比唐绍仪当国务总.理更要麻烦得多。洪述祖自以为是的“揣摩上意”,以为袁世凯要除掉宋教仁,便有了洪述祖主谋刺杀宋教仁地自作主张。
或许,洪述祖应该就是大家一直要寻找的元凶,在他得指使下,应桂馨又安排武士英刺杀了宋教仁。也正应了袁世凯所说:“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因为我而见杀。”
如果洪述祖是受袁世凯和赵秉钧所指使,有一件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洪述祖在被处死前,都没有说出袁世凯或赵秉钧。那时,这二人已经死去,真要是他们指使的,洪述祖已经没有后顾之忧,相反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行,他有什么必要保守这个机密呢?这是否也是个佐证呢?
但是,洪述祖在为自己辩解时,一直坚称:他给应桂馨电报中的“毁宋”,只是毁坏宋教仁的名誉,前面电文中关于搜集宋教仁“黑资料”方面的内容可以证明。而除“毁宋”外,好像再没证据证明是洪述祖指使应桂馨杀宋教仁。
因此也有另一个可能,是应桂馨自己把“毁宋”理解为“杀宋”。或者,应桂馨没把“毁宋”错理解为杀宋,因为“毁宋”的材料搞不到,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把宋杀掉,比“毁宋”干得更彻底,得的赏钱不就更多吗?这样的可能性,也应该是不能排除的。因此,杀宋教仁的主使人是应桂馨自己,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宋教仁死后,人们情愿花大量的时间在“谁是主谋……”上,但大家都忘却了宋教仁的最后嘱托:“请诸位同志继续奋斗,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务必继续走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之路。”
或许,做为一个敏锐的政治家,他应该预感到自己的死会干扰共和的大计。事实上宋教仁的担心恰恰成为了现实。
宋教仁的死,不但影响了他死后的政局走向,也宣告了袁世凯和革命党人蜜月期的结束。
孙中山回国后,与陈其美、居正等在黄兴寓所讨论对策时,黄兴主张以国事为重,以法律为正当解决办法,但遭到激烈派戴季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