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振武被杀事件中,应该能看到无论袁世凯,还是黎元洪,他们都是旧人,身上都深深地打着专制制度的烙印。和民主相比,他们更熟练的是专制,和法治相比,他们更得心应手的还是人治。
一个伟人说过,封建制度下也能造成一种平等,就是大家都什么也不是,大家都等于零,零和零平等。在封建统治下不是常说,百姓为草民,人命如草芥。袁世凯和黎元洪两个人都出身于封建高官,在他们的眼中,根本没把人命当回事。张振武毕竟是“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说到底也是一介草民。
这或许也是袁世凯和黎元洪的历史局限性。从旧式集权专政.府向民主共和政.府转型过程中,各色人等的都在艰难的转身适应。
不是把清帝赶下台,就可以轻轻松松走进共和,不是的。别说是建立起一个成熟的共和国,就是入门,也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这一点,已经被后来的历史所验证。
袁世凯应该是意识到了,张振武事件越往深处搞对自己越不利,必须转移人们的视线。不愧是耍阴谋的高手,他很快有了新的计划。电邀孙中山、黄兴、黎元洪进京会面,有要事和他们商量。
此时,黎元洪己经领教到了袁大总统的手段。是绝对不会贸然前往。
袁世凯根据自己地判断,孙中山和黄兴是不会来京的。
出乎袁世凯意料之外,不久孙中山就不顾个人安危启程赴北京。临行前对各界表示,他此行的愿望是说服袁世凯迁都南京,以摆脱北方的旧势力。达到与同盟会真诚合作。
当时,袁世凯在北京刚杀害武昌起义领袖之一的张振武。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孙中山北京之行无疑冒有风险。一九一二年八月十八日,孙中山在上海登船赴京。船上,一女士突然闯入船舱,还拿出武器,她要以死反对孙中山赴京。
孙中山说:“去是我的责任。因张振武地无故被杀,内战可能因此而起。我们必须努力保持中华民国的统一。倘使我不到北京去,国民都要以为我惧怕袁世凯。倘使我去,国民都要想,我是保护他们利益的。”孙中山好言劝慰,该女士才怏怏登岸。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时半,孙中山经天津抵达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站台上有欢迎人群,路上高呼扬帽的人亦很多。孙中山乘袁世凯所备朱漆金轮马车,由正阳门入城。为了表示礼让,袁世凯让出了自己位于石大人胡同的总统府给孙中山做行宫,自己则迁往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办公。
当晚,袁世凯在铁狮子胡同临时总统府设宴欢迎孙中山。
席间觥筹交错,孙袁二人相谈甚欢。
孙中山在感谢袁世凯的答词中极力称赞袁:“我中华民国成立,粗有基础,建设事端,千头万绪,须我五大民族全体一心,共谋进步方可成为完全民国。
“现有少数无意识者,谓中国空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大不满意于**。殊不知民国肇建,百废待举,况以数千年专制一变而为共和,诚非旦夕所能为力。故欲收真正共和效果,以私见所及,非十年不为功。
“今袁总统富于政治经验,担任国事,可为得人庆。”说完,孙中山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
整个宴会在南北两大政治巨头互相称赞声中达到**。
孙中山自八月二十四日进京至九月十七日离开,在北京整整待了二十五天,期间与袁会面竟有十三次之多。且多为二人密谈,有时孙中山的广东同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在座。
据国民党编撰的《国父年谱》记载:“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
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北上,一是试探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后,南北妥协达成了民国的统一,但南北仍互不信任,彼此猜忌。袁世凯对长江以南的控制是有限的。他通过实战摸清了武汉革命军实力,但对其他地方尤其是宁沪革命军实力没有底,更不清楚南方革命党人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正如总统府军事处参议官唐在礼回忆中所说,袁世凯邀孙中山进京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摸清孙中山究竟有些什么打算”。
二是笼络孙中山。据唐在礼回忆,袁世凯邀孙中山进京的另一目的是“进行拉拢,把中.山先生置于自己掌握之中”。有两件事,袁世凯办得令孙中山十分满意。一件为修筑铁路。孙中山卸任后从政治家改行为实业家,计划十年内筹建铁路二十万里。袁世凯明知孙中山修筑铁路的计划不可能实现,却偏偏满足其要求,就是为了笼络孙中山,给孙中山这帮失业的革命党找点事做,免得他们闹事。
九月十一日,袁世凯委任孙中山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经理,把慈禧专用的小火车拨给孙中山一行使用,而且巡游经费管够,并知会各地官员盛情款待。
另一件为孙中山的三个子女(孙科、孙娫、孙婉)在国外读书。因缺钱供给,他想为子女申请公费,但按留学章程不够资格。孙中山遂走后门,请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