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议和”在十二月二十九日之前,又进行了几次会谈。除了在讨论军队停战的具体措施有所进展外,在最主要的议题,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双方的意见一直处于僵持之中。
也就在唐绍仪、伍廷芳第二次谈判的同一天(12月20日),得到段祺瑞军方将领支持的另一场谈判在上海秘密进行。其南方黄兴的代表是顾忠琛,北方段祺瑞的代表是廖宇春、靳云鹏和夏清贻。
段祺瑞和他的代表认为,现在南北兵力相当。长此下去,不是造成南北分裂,就是和平永无了期。长此以往,受难的还是老百姓,是全国人民。现在南方革命军的宗旨就是实现共和,而这一点北洋军并不反对。
北洋军只是忠于袁世凯才与革命军作战,所以南方能够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则共和可望,和平可期。
段祺瑞的这些想法其实也是黄兴等南方革命党人的想法,黄兴早在武昌与黎元洪合作时,就讨论过推举袁世凯的可能性,所以当他通过顾忠琛获悉这个消息后,自然没有反对的理由。
黄兴表示,他个人之所以在这几天,不愿接受南方许多人的拥戴,出任临时大总统,其实就是虚位以待袁世凯。
于是授权顾忠琛与廖宇春等进行谈判。
双方可谓是一拍即合,会谈进行的十分顺利,在十二月二十日的当天,就达成五项秘密协议:
一、确定共和政体;
二、优待皇室;
三、先推覆清**者为大总统;
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
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
廖宇春、顾忠琛的这个方案是经过段祺瑞同意的,但这个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凯的意思,历来众说纷纭。
许多人认为这个方案就是袁世凯内心深处所想,甚至不少人认为段祺瑞只是个表面的幌子,背后的主使是袁世凯。
其实,无论从逻辑还是实际情况出发,这种可能性都应该是零。
段祺瑞自从冯国璋手里接受了前线指挥权后,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贯彻了袁世凯的战略意图。能实现这一点,除了袁世凯面授机宜和他的理解能力外,更主要的是他这个阶段的思想和袁世凯是完全合拍的。毕竟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人,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
这个时候,没有人比段祺瑞更懂袁世凯。因此,这应该是段祺瑞的自悟,是代为进行,这当然也是一种推测。
或许,段祺瑞在实现共和中所起的作用,被后人在很大程度上低估。
值得注意的是,当靳云鹏奉段祺瑞的之命携带这个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凯禀报时。非但没得到肯定和赞扬,反而遭遇到袁世凯大发脾气。
“我袁世凯为大清国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以负重托?”
袁世凯两眼冒火,看不出半点造作。
廖宇春字少游。一八七零年出生,上海松江府娄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充清政.府驻日公使馆随员。回国后,襄助冯国璋、段祺瑞办北洋陆军学校近十年,一度担任保定姚村陆军小学堂监督,并随同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
辛亥革命时,与夏清贻、靳云鹏等奔走南北,联络议和。对南北议和做出突出贡献,因此而受重用。民国元年(1912年)被授陆军中将。
而在这一年的六月,因出版《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一书,述其参与南北议和经过。话语中涉及袁世凯在议和时内幕,为袁世凯所忌恨,遂被边缘化。
顾忠琛(1880—1945),江苏无锡人,早年毕业于安徽武备学堂,早期同盟会员。南北议和期间,代表革命党人黄兴与段祺瑞的私人代表在上海密谈。
一九一一年由无锡前往江苏,策动江苏起义事宜,先后任江苏军政.府参谋厅厅长、江苏革命军参谋长、江苏陆军第十六师师长、安徽新军协统等要职。
一九二三年任国民党本部中央军委委员,北伐时期任北伐讨贼军第四军军长。
一九四四年任汪伪国民**监察院院长。
此为后话。
袁世凯的生气应该是情理之中,但他稍后的变化也应该是真实的。
他生气是因为,这首先是牵涉到一个人的道德和信用,对一个整日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之人,这是最忌讳的东西。再者说,北洋军将领背着他去做这样的事,他不生气才怪?
靳云鹏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指出这是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是大节和大义之所在。特别强调这个方案已经得到段祺瑞和一些军方将领首肯,说他这次来禀报也是按段祺瑞等将领的指示行事。
靳云鹏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有根据有事实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线的将领也确实是袁世凯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说就是袁的生命和根基。那么,这些高级将领都这样认为了,这样去做了,袁世凯还能继续坚持先前的立场了吗?这是袁世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袁世凯还是很疑惑,南方革命党人有这样的建议不稀奇,北方军人有这样的想法似乎还不可能。大家都是为朝廷效力,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段祺瑞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