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保大人,您想通了?”杨度和王锡彤几乎是异口同声。
两个人都难以置信,但阮忠枢知道,袁世凯突然改变主意,肯定与徐世昌的信有关。
袁世凯点点头,把信又从阮忠枢手中拿回。信封敞着口,袁世凯将信取出,交到了杨度手上。
杨度读的时候,王锡彤凑过去看,只见袁世凯的信写道:“闻命之下,惭赧实深。伏念臣世受国恩,愧无报称;我皇上嗣膺宝录,复蒙渥沛殊恩,宠荣兼备。
“徒以养疴乡里,未能自效驰驱,捧读诏书,弥增感激。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恪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此系数年宿疾,急切难望痊愈。
“然气体虽见衰颓,精神尚未昏瞀。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就痊,而究系表证,施治较旧恙为易。
“现既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困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速加调治,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籍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妙!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说我足疾让我回家养病,我就足疾不能奉诏。”杨度不住地称赞。
袁世凯问阮忠枢:“如果咱们的那位摄政王问起我的足疾?你想怎么说?忠枢兄弟。”
“我就说连路都走不了。”阮忠枢想都没想。
袁世凯摇摇头,“忠枢兄弟,你得这样说:我看足疾实在是没什么,只是人变得心灰意冷,好像已经看破红尘。所谓功名利禄,皆已成过眼烟云了。”
杨度说:“也就是说,宫保大人不是不想出山,而是要些条件。”
“我是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使唤丫头吗?”袁世凯忿忿地说。
说完,他又拿出一封封好的信,交给阮忠枢,“这封密信交与庆王爷。”
袁世凯在给奕劻的信中写了了一些感恩戴德的话,而后话锋一转,言道:“鄂军已全变,各路援军会很少,余去湖北,赤手空拳,无兵无将,拿何剿抚。对于荫昌大人所部,余只有会同调遣之权,能当何用?……”
接下来提出条件如下:“无兵无饷,何能办事,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前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拟请度支部先拨银三四百万两,备作军饷与各项急需。并请军咨府,陆军部不可绳经文法,遥为牵制。……日各事照办,自当力疾一行。”
阮忠枢和杨度前脚走,荫昌后脚到了。
他是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袁世凯,他还不知道朝廷要起用袁世凯,自己没带过兵打过仗,心里还是没有底数,想到袁世凯这里讨些主意。
袁世凯听家人报荫昌来访,立刻装起病来。
荫昌,字五楼,后改字午楼,满洲正白旗人,
早年是国子监官学生。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入北京同文馆内德文馆就读。
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出任驻柏林使馆三等翻译官。
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入德国军事学校学习军事操作技术一年,在德国留学期间,与时为皇太子的德皇威廉二世同班,建立了深厚的私交。毕业后奉派押运**返国,交给北洋新军。
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出任北洋武备学堂翻译,继补道员,历升武备学堂监督、帮办、总办。
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因德国强占胶州湾,荫昌奉命挑选精通德语的人才,以备翻译之用。同年冬天,调协助对德交涉路矿事宜。
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曾请荫昌推荐人才。荫昌独具慧眼,推荐了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梁华殿。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零零年)三月,调至山东佐赞军务,在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麾下,任副都统,参与对义和团的镇压。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委其与华德铁路公司总办锡巴乐、德军军官布德乐议订铁路章程二十八条,是日正式签定。同时与德国山东矿务公司总办米海里等签订《山东华德矿务公司章程》。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零一年)三月,授侍郎衔正白旗汉军副都统,七月,清政.府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前往德国,对克林德之死表示‘惭悔之意’。并命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副都统荫昌‘随同前往,参赞一切’”。同年出任驻德国钦差大臣,继兼驻荷兰钦差大臣。后以侍郎衔出使德国大臣,光绪三十年(一九零四年)十二月任满,清廷命留任。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零五年)九月召回,以正白旗军副都统加兵部侍郎衔署江北提督,继而出任陆军部右侍郎兼署江北提督。
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年)八月,署陆军部尚书,改陆军大臣,训练近畿各镇大臣。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零八年)九月,再任驻德国钦差大臣。
宣统二年(一九一零年)春授陆军部尚书,至夏时卸除钦差大臣职返国履任,并兼训练近畿陆军各镇大臣,同年底升陆军大臣。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颁新内阁官制,廕昌出任陆军大臣。
荫昌和袁世凯关系很不错,对袁世凯也很钦佩,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