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继承光绪皇帝遗志的载沣和隆裕太后,态度坚决,多次表示启用袁世凯决不考虑。
这些事,都从不同的渠道,传到了袁世凯的耳中,他对载沣和隆裕太后越发怀恨在心。在心里不止一次的对自己说,有机会定要以牙还牙。
这一天,当地的州府又来袁家大宅,他倒是来过几次了。每次走,袁世凯都要厚礼相送。虽然都要推辞一番,但最终还是却之不恭。
这一次是不同以往,竟带来了重礼,称呼也变了,一口一个宫保大人。
走的时候,袁世凯也还是备下了重礼,但对方坚决不收。一再说山不亲水亲,水不亲人亲,等宫保大人出山后,请多想着家乡一些,袁世凯也就没再勉强。
送家乡父母官走的时候,望着知府卑恭的笑脸,袁世凯无限感慨,心里说这人还是有权有势好。这个时候的他,对出山的期盼之情是更加急切了。
一九一一年六月的一天,有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洹上,就是袁世凯曾经的老师,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张謇。
虽然,由于张謇因立宪之事,主动给袁世凯写信,袁世凯也很客气的回了信,过去的那一页,应该是翻过去了。
但袁世凯因开始不知张謇的来意,谈吐闪烁,也只说了一些场面话。后见张謇态度十分诚恳,力劝他放下个人的恩恩怨怨,以国事为重,准备出山,为国家效力。
袁世凯也说了心里话:“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效犬马之劳,世凯当尽心竭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毕竟当过自己的老师,袁世凯也没见外,还和张謇说了些小话。说自己不是不想出去,虽蓑衣垂钓洹上,心里一直深怀报国之志。整天无所事事的,其实是很难受的。
诚挚地说:在这近二年的时间里,他也多次反省过自身,觉得过去自己很多事情做的是很不妥的,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当年在朝鲜,“学生如果能认真地听取先生的教诲”,自己后来的人生,走得就会从容得多。
袁世凯说得未必是心里话,但他知道这话张謇听着肯定舒心。
末了,袁世凯对张謇说:“我知道,朝廷有人,对我嫉恨和猜忌极深,阻力还很大,我知道的。还请先生多多地疏通,把我的诚意传达出去。”
反复表示:如果,给他机会,他一定会不负众望。
袁世凯的这一番话,让张謇特别地满意,认为袁世凯“意度视二十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
张謇是北上去京,路过这里顺便停留,他一再和袁世凯承诺,此次去京,一定为袁世凯出山全力以赴。
两个人谈到了半夜,当晚,张謇就住在了袁宅。袁世凯当然是隆重接待,走时还重礼相送。
袁世凯虽然对东山再起心急如焚,但在有些人面前还是要极力掩饰的。
比如端方,二个人是结拜兄弟,感情是相当融洽的。原来在同为总督时,二人一南一北,配合的也相当地默契。一起上奏废科举制度,一起发起立宪。
特别是在丁未政潮时,两个人更是遥相呼应,同甘苦而共命运。
但袁世凯是个心机极重的人,对再好的朋友,也是有保留的。
这一天接到端方的信,信中告诉袁世凯,大家正在为他重出江湖而全力为之,断定袁世凯出山,只是个时间问题,提议袁世凯做好思想准备。
端方,金石学家。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陶斋,谥忠敏。光绪八年中举人,历督湖广、两江、闽浙,宣统元年调直隶总督,后被弹劾罢官。宣统元年起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著有《陶斋吉金录》、《端忠敏公奏稿》等,是中国著名的收藏家之一。
端方虽非皇族,但是满贵之后,袁世凯还是有戒心的。在给端方的信中,说自己多病缠身,应该是行将就木之一,早已习惯二耳不闻窗外事,习惯于不问政事。“不足再言功名事业”,“常患头晕心悸,亦衰朽之一端也”。
对好朋友的信任表示感谢,但自己要让朋友们失望了。
端方是个率直爽快之一,收到袁世凯的信后,信以为真。一方面担心袁世凯颓废下去,另一方面也担心袁世凯的身体,没过几天,专程来到洹上。
在满贵之中,端方是思想最为开通的一个,曾被誉为“旗人三才子”之一。(另二人是大荣〈庆〉,小那〈桐〉)
他忠于朝廷,又主张变革,主张满汉一家。在戊戌变法中,他是积极支持变法的。
百日维新伊始,就被任命为变法中诞生的农工商总局督办。
端方能力极强,光绪皇帝设此局,旨在促进农业商业的流通兴盛。尽管谕令成立此部,但并未提及办公处所,人员设置,经费来源等。
但端方光杆司令,不到十天时间,就使此局正式办公。戊戌变法失败后,此局被撤消,端方也被罢官。
端方所以没和其它维新派人士遭同样命运,后又被起用,有人说是因他是慈禧的宠臣刚毅所举荐,有人说是因为慈禧政变后他及时进献《劝善歌》。歌颂慈禧:“太后知人善任人,……御膳房内曾减膳,省出银钱去放赈。”
端方没有像袁世凯那样,靠出卖维新派去自保,用一首《劝善歌》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