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父亲的话,袁克定想了一下,“可是,大家就是异口同声地不认可呀?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把这些人全换了,都换成汉人,照样还是会有人反对。”袁世凯摇了摇头。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袁克定又问。
“有句话怎么说了,对了,众口难调,人多事多。还得看谁主事。要是老佛爷那个时候,不搞责任内阁,谁敢说什么?载沣这黄毛小儿,差远了。”
说到这里,袁世凯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有人偷着和我说,责任内阁有您就好了。”
袁世凯旴了一声,走到门口看了一下,“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你可不准跟着瞎掺和!”袁世凯正色道。
“这您尽管放心,我傻呀?”袁克定回答。
袁克定这一次回来,发现父亲有了很明显地变化,和外边的人联系的多了。家里还按了电报,经常听到电报房里传出滴滴答答地声音。
他心里不由得想:自己的这个老爹,是不是耐不住寂寞了?
但是,父亲闭口不说,他也不好去问。
国会请愿活动余音未消,皇族内阁的抗议声未绝耳,又暴发了保路运动。
晚清末期,腐败已经成风,官员腐败,民间也同样腐败。
晚清新政时,为发展铁路建设,鼓励民间资本投资修建铁路。
到一九一零年,全国已经涌现出十七个私营铁路公司。
这些私营公司也深受腐败之害,或集资不到位,或因贪腐导致瘫痪,或修筑铁路款被挪做它用,十七家铁路公司竟无一家建成铁路。
鉴于此情况,原来极力主张铁路商办的张之洞、杨度、盛宣怀等人都改变了观点,主张铁路国有。
国家没有钱,可以和外国银行借贷。
责任内阁,也就是被称做皇家内阁的这一意见被清廷所采纳。
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的决定:“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从前规划未善……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设局多年,徒资坐耗。……
“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以前各省份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
我们勿需讨论铁路国有还是商办或民办好,也不去讨论责任内阁和清廷这铁路国有的想法和做法是对还是不对。
问题是,那么多人集资了那么多钱修筑和正准备修筑的铁路,朝廷做一个决定说一句“铁路国有”,就可以了吗?
我们说过了,几何公理触犯了个人的利益也要遭到人们的反对,一个铁路国有,触及到多少人的利益呀。
特别是四川,有很大的一部分资金来自普通的农民。
每个农民的钱或许不多,但那是贫苦的农民从嘴里吃的、身上穿的里边,好不容易省出来的。
本指望投资修建铁路能赚些钱,现在倒好,一下子国有了,这涉及的可是千家万户呀!
清廷的这些决策者们,可能没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已经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权至高无上,皇帝说什么是什么的时候了。更不是白居易写《卖炭翁》的那个时候。
一劳作者辛辛苦苦在南山烧一车炭,拉到集市上去卖。
“心忧炭贱愿天寒,可怜身上衣正单”,一家人靠这一车炭换成钱,去买“身上衣服口中食”。可皇宫来几个人,无偿就把这一车炭征用了,只是把一块红绸布挂在拉车的牛头上。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正常商品交换的前提是买卖双方的平等,也就是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专制是不可能相容的。
时代已经变了,已经进入准备立宪的历史阶段,已经有了资政院,各省也都有了咨议局。把修铁路从商办变成国有,是需要走一定的流程的,但清廷没有拿自己规定议事流程当回事。
对于民间先期的投入,清廷那边也是尽了很大的努力做出相应的补偿。
对于这些补偿,我们不去讨论合理还是不合理。国家的钱,归根结底也是大家的,所谓取之于民,不是统治者自家的财产。
问题是,这样的事你和被赔偿方商量了吗?没有。
还有,和外国的银行借钱修铁路,我们现在叫做引进外资,这无论如何应该是好事;但这也有个认识的过程。
如果被解读成用外国人的钱修铁路,铁路就是外国人的,这借钱的行为就被视做是卖国了,这又会引发爱国情绪。
于是,这所有的事情加到一起,就酿成了这场铁路风潮。
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四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聚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人铁路工人的示威,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叫租税以示抗议。
在湖南的带动下,湖北、广东等地也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武装起义。
保路运动,也叫铁路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