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次的御前会议上,朝臣分成了二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但争论的焦点不是立不立宪,而是立即使行预备立宪还是缓行预备立宪。
亦劻、袁世凯、徐世昌等人主张,立宪有利无害,符合民意,应从速实行。
孙家鼎、铁良、翟鸿楫等人认为,中国国情不同,实行立宪必然导致执政者没有权力,想办什么事办不成,为祸国家。
孙家鼎等人认为:人民什么都不懂,给他们权力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用。给他们权力,他们反而会成为负担。如果实行地方自治,地方政权一旦被坏人掌握,会导致民怨,他们就会怪罪于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也拿这个坏人没办法。需要时间启发民智,需要等待人民觉悟。
但主张马上开始的人则认为,国民素质的高低,在于**的引导,如坐等提高,则永远也不能立宪。只有先行立宪,才能引导和提高国民的素质。正因为中外国情不同,才实行预备立宪,而不是马上立宪。
事情总是越辩越明,而且大家也没有根本的分析,最后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是马上着手预备立宪。
接下来“面奏二宫,请行立宪”。
八月二十九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进一步听取大家的意见。
九月一日,朝廷发布上谕,仿行宪政,从改革官制入手,预备立宪基础。
这样,国家就正式开启了预备立宪。
朝廷就此发布的太后懿旨,是袁世凯起草,足见他在立宪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有多重要。
太后懿旨写道:“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日久相仍日处阽,忧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
“现载泽等回国陈奏,皆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政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
|“又兼各国互相师法,变通尽利,政通人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人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荫昭大信。
“故廊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国法院详慎厘定,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为预备立宪基础。
“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迅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喻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
“勿以私见害工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平和,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
清廷行动很快,预备立宪遵从袁世凯的意见从改革官制入手。
一九零六年的九月二日,也就在朝廷发布仿行立宪上谕的第二天,清廷宣布以载泽为首,由袁世凯等十四名朝廷重臣参与,“共同负责编篆官制”,也就是搞一个机构改革的方案。
立宪是袁世凯领衔奏请的,预备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也是袁世凯提出来的,我们知道,袁世凯又是个干事的人,不管干什么都是全身心投入的人。所谓以载泽为首,也就是挂个名而已,真正主持这件事的,自然成了袁世凯。
九月四日成立编制馆,组成了由杨士琦、孙宝琦具体负责,金邦平、张一麟、汪荣宝、曹汝霖为成员的,官制编篆起草委员会。
不久章宗详、陆宗舆也参加了进来。
办公地点就设在北京海淀的朗潤园。以上这些人除了袁世凯的幕僚之外,就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
这些人思想前卫,眼界开阔,敢想敢干。
其中四个留学生,也就是汪荣宝、曹汝霖、章宗详、陆宗舆被当时的人们称做官制改革的“四大金刚”。
袁世凯几乎一直在那里亲自坐镇,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他也很振奋。觉得自己也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一个月后,官制改革的方案制订出来了。
主要内容除了裁撤军机处、吏部、礼部、都察院,合并精简一些机构外,增设了审计院、资政院、大理院、行政裁判等具有现代性质的行政机构。
依据内阁官制,内阁政务大臣由总理大臣1人、左右副大臣各1人,各部尚书11人组成,“均辅弼君上,代负责任”,“凡用人、行政一切重要事宜”,由总理大臣“奉旨施行”,并有“督饬纠查”行政官员之权;皇帝发布谕旨,内阁各大臣“皆有署名之责,其机密紧急事件,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署名”,关涉法律及行政全体者,与各部尚书联衔署名,专涉一部者,与该部尚书共同署名。
成立责任内阁无疑比过去不负政治责任的军机处是前进了。但是,如此之内阁是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责任内阁呢?显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