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是连投资都没能收回，是为日本做了嫁衣裳。
到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经营了胶济铁路几十年，可谓赚得盆满钵余。
当然，这是后话。
一九零零年一月九日，清**来电询问袁世凯：在平原镇压义和拳被当时的山东巡抚毓贤奏请革职的，袁世凯的二哥袁世敦是否离开山东？如未离开，着即驱逐回原籍，以息人言。
继而收到在京城的徐世昌来信，告诉他京城盛传袁世凯在痛剿义和拳，参奏他的奏折接二连三。
这个时候，他已经看完了济南、东昌、泰安三府和临清州禀报的一百四十六起案件，其中扰害教民的一百二十七起，共三百二十八家。扰害平民十九起，共二十八家。
对义和拳的抢劫财物，扰乱社会，为害百姓的真实情况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
他觉得他对义和拳剿灭的做法没有错，对于自己刚上任没多少时间，就有这么多人参奏自己很恼火。对于自己二哥因为镇压义和拳而遭到免职，更是感到不公。
他知道盯着他二哥的肯定是毓贤，也清楚针对自己是毓贤这一类人在背后搞鬼。
一月十一日，清廷发布上谕称：安分良民学习技艺，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互保闾里，不能目为会匪。
今后处理教案，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这在无形中把义和拳默认为合法组织，义和拳的头目们见有机可趁，借机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
为了防止毓贤这些人在朝廷里兴风作浪，袁世凯认为自己应当向朝廷表明自己的态度。
一月十三日，他上奏朝廷：“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原，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持，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案……该匪（义和拳）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祇在于聚众劫财。得财稍多，则蓄马购械；分脏不匀，或互斗交殴。乃犹立帜大书，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而不知其伎俩毫无。……
“该匪等一经勇队抵御，即不能知，况能举强盛之洋人而灭之乎！就使真能糾合百十万人，鞭挞五州，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何以制其后！且胶澳、威海逼处强邻，倘骚扰过久，洋人借口助剿，派兵深入，则山东全省必将震动。……
“统筹全局，应分别治本、治标。所谓治本者何？在于调和民教而已。而调和民教又在于颁示约章，整顿吏治。……教不得依势凌民，凌民者许民指控；民不得借端闹教，闹教者按律究治。又通饬各属遇案不分民教，但论曲直，不许教士干预词讼，严禁胥役籍案勒索……”
“所谓治标者何？在于绥靖地方而已。而绥靖地方又在于清楚匪类，化民愚氓。一面命官员和绅士前往开导，设法解散，一面悬赏购线，缉拿案犯首要，不操切以激变，亦不养痈以贻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