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必然带来的结果是利益的再分配。
要减少变法的阻力,确保变法的顺利进行,切记在变法的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少伤害个人的切身利益。
因为正像一位伟人说那样,几何公理触犯了个人利益,也会遭到人们的反对。
而维新派的这些个读书人可不管这些。
为了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减轻财政负担,他们竟然一口气撤掉了一百多个衙门。一万多个官员,因此而丟掉了饭碗。
没安置好和尚就拆庙,能不搞得和尚到处闹吗?
这些人有很多是支持变法的,也对变法寄以厚望,他们中的多数至少是处于观望之中。可现在倒好,都被推到了维新派的对立面。
其实,无论是维新派还是保守派,归根结底都是想把国家搞好的,没有几个人是故意要把国家搞坏的;包括西太后也不例外。
一开始她一定就反对变法吗?未必。如果变法能把国家搞好她能不乐见吗?
我们说这样的话并非是没有根据。比如,就在她政变以后,还是把维新运动中办的京都大学堂保留下来。
而在八国联军进北京,她外出逃难回来,所实行的新政比维新变法的力度要大得多。
但是,维新派想要她的命,她能坐视不理吗?
还有就是,不管什么改.革,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不行的,而维新变法运动不过是少数社会精英的活动。
可悲的是,当慈禧发动的政变成功的消息传出后,有记载,民间很多地方传出的却是一片欢呼之声。可见维新派的主张,并没有多少的民意支持,至少不被广大民众所理解。
更可悲的是,大英雄谭嗣同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遭到的是路边很多很多围观百姓用烂采叶等的攻击。
很明显,这些人是想表明自己是大清的顺民,要和谭嗣同这样的“反叛”之人划清界限。
这样的事现在的人们是很难理解的,但我们不能不说,这些是真的,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事情。
鲁.迅的小说《药》,有类似的情节。当革命者夏喻在囚禁他的监狱中,对狱卒说:“这大请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现在看来是道理多么普通的一句话,但当时却被狱卒当作异端邪说,因此而对革命者夏喻一顿痛打。当刑场上砍革命者夏喻头的刽子手,在茶馆里和众人讲述着这件事的时候,大家的一致认识是:革命者夏喻这是在说疯话。
今天人们的认识,表明的是历史已经是大步向前了。
在戊戌变法正红红火火的进行之中时,有外国人问康有为:你们要办那么多事,钱从那里来?
康有为竟说可以把新疆和西藏这些国土卖掉换成钱。
满清后期最后穷得没办法,也不过是公然卖官。而我们这位戊戌运动的领.袖,竟然想卖国土?
如果,我们是说如果,维新派若是胜了,这位戊戌变法的领.袖肯定会官列首辅,
如果他真的卖起国土来,谁知道他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恶果?
人们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康有为等人在兵力上,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京畿附近荣禄手握十多万大军,而袁世凯手里不过是区区七千人,而且远在小站。
就算袁世凯能全心全意地忠于维新派,不也是杯水车薪吗?
当然,戊戌变法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
对于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的,封闭、落后的国家和民众是一次伟大的启蒙,促进了思想的解放,也给予走向末路的封建专制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为思想文化的发展,为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乃至为中国走向民主和共和是立下不朽功勋的。
无论如何,袁世凯对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是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这应该是事实。
至于他欺骗那些热血志士们,答应人家了又去告密,这样的行径肯定是很不光彩的。
袁世凯自己是怎么说的呢?
他在他的《自书戊戌纪略》中这样写到:“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削大难,功在社稷,亦天下之君也。况今上为皇太后命立,亦有君臣之义,且有母子之分,天下岂有无君无母之国哉!……乃谭嗣同等煽惑搆乱,离间两宫,竟欲陷君于不义,讵为天理所能容?
“当其谋乱之时,国之危机有三:倘其凶谋果逞,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其危一;设予梢露主角,该党必将害我,以其党代之,内有悍徒,外有劲旅,何堪设想?其危二;或者发泄后荣相不即入枢廷,善为调合,保全上位,各国必将借**讧,匪党挟以有辞,将至不可收拾,其危三。
“赖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幸得佑免三危。然祸机之来,间不容发,亦云险矣。
“予世受国朝重恩,幼受庭训,自通籍十七年,只知以道事君,不敢稍涉欺罔,无论人知与不知,而力任劳怨,百折不回,其不忠不孝之言,向不敢出诸口;不料逢此隉杌,几涉奇险。然区区此行,意在诛锄误君误国之徒,该党无礼于君,予为鹰鸇之逐,亦仁臣之大义。皎皎此心,可质天日,且亦正所以保全皇上?
“倘该党等凶谋果逞,必将难保宗社,更何以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