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他的任上,致力于洋务运动,也就是和西方人学习,求新变革。
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先进的技术,也办了一些实业。
这样,他总督的直隶,至少在北方地区要富一些。
有时候老佛爷想用钱,没处搞去,就和李鸿章说点小话要些。
人家该交的都交了,再和人家要,就是求人家了。
李鸿章知道,不给不行,给又肝疼,就要点优惠,提点条件。
这一次,老佛爷手头又紧了,又张口和李鸿章要,李鸿章借机把袁世凯的事提了出来。不就升职吗?官都能卖,为了搞到钱给人升个职算什么?也没有指标限制,薪酬长一点也没多少。
再说了,老佛爷对袁世凯印象也不错。
这样,袁世凯的仕途就又上了个大台阶。一八九零年二月,李鸿章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十六字的考核评语,
奏请免补知府,以道员分省归候补班尽先补用,并赏加二品衔。
很快下旨照准。袁世凯从此换上了红色的顶戴,成为了一名二品大员,一名监司大员。
袁世凯没有功名,在八年之内,一下子升到如此高位,从古到今,是难得一见的。
除了从家庭和嗣父那里获得资源,并对这些资源善加利用。除了运气,除了自己的主观努力,比如忠于职守,办事认真;手段灵活,聪明好学,协调能力强;会办事,会来事,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外,最主要是有李鸿章的这样的靠山。
就连袁世凯的三哥袁世廉,都对李鸿章感激得铭心刻骨,写信给家人说:“吾家世受国恩,傅相(李鸿章)知遇之隆,虽肝脑图报,亦说不了。”
这还不算,接下来,一八九二年八月,李鸿章又奏保袁世凯以海关道记名简放。次年5月,再奏补为浙江温处道员,仍留任朝鲜。
袁世凯虽然好事不断,官运亨通,但在朝鲜的日子却很难过。正如他给他的二姐信中所写:“弟自思不能再久居外,自必极力设法脱此苦海,能早一日即早一日回。惟内外俱无替人,此间关系中国亚洲全局,不可闷耳。”
然而,为了标榜自己,在李鸿章那里,他又总是吹嘘,朝鲜方面对他是多好多好?对他是多么的尊重?他的意见如何为朝鲜上下重视。
比如,一八九零年五月,他在给李鸿章信中自吹自擂:“某在此素得民心。”
一八九一年十月,他想借母亲有病的机会离开朝鲜,但还不忘在告假中说假话:“顷晤王及世子,情甚殷洽,属凯遇事指教,务期中东无稍芥蒂。现深知凯待韩甚厚,已往各事,请毋介意等语。近自贷款念万,韩君臣感悦,凯乘机联络开导,与权贵闵泳骏、泳达、郑禀等均善。骏等叠次谏王及妃诚事华、信待凯以自保,王、妃渐感悟。倘能久定此见,东方事可望渐顺。”
朝鲜与沙俄相邻,和日本隔海相望,国弱无能。日本和俄国早就对这块肉垂涎已久。只是有中国这个大国站在其身后,才轻易不敢有所行动。
随着清王朝的衰败,它们的胆气也就壮起来了。
特别是日本,本身国小又是岛国,急于扩张。而明治维新以后,国力又日渐强盛,越来越有对外侵略扩张的能力。
日本对吞并朝鲜,早就在密密准备,袁世凯一直被蒙在鼓里。他不了解世界大势,对世界力量的对比更是知之甚少。
也不了解日本,根本没把这个东瀛小国看在眼里。
日本在一八九零年就做好了入侵朝鲜的准备,但在一八九三年,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还没有丝毫察觉。
声称:“揣倭时势,决不敢与华生衅,特知华志传和局,故为跳梁,冀售诡谋。倘华牢特定见,不稍假借,倭自必改图。”
在日本已大肆活动,事情已经非常明显了,他还盲目乐观,自信满满。
给李鸿章的另一封信中还说:“顷闻日本新驻使大石(大石正已)谓,自可联合各国,扶韩自主,永不受华凌侮,……附倭群小顿增声势,恐自主议将复炽。然前年韦(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德尼(美国人,由李鸿章推荐,在朝鲜**协办内务府事兼管外务衙门掌交司堂上))等谋韩自主,迄无寸功。倭强不如俄,大石阴狡不如韦等,各国亦未必听其联合,庸人徒扰,似无能为。”
“前得大石著《韩论》,颇訾韩人。曾录示韩君臣,并遇事挑拨。近闻韩王殊憎大石,附倭群小均屏息,不敢言倭事,渠自主邪说必无能力。”
袁世凯的这一番言论,或者是由于他对形势的误判,或者是为了表现自己,继续地说假话,说大话,蒙蔽上方为自己谋取私利,也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
李鸿章对袁世凯又过于的信任,同样被袁世凯蒙在鼓里。致使几次的对日作战,或是准备不足,或是轻敌。
虽然这些失败,从战略上,最终是和国力有关。但由情况不明导致在战术和策略的失误,无疑和袁世凯的误导有关,也就是说,袁世凯是难辞其咎的。
一八九四年四月,朝鲜东学da
g发动农民在全罗道举行起义。尽管起义来势汹汹,朝鲜当局很难有能力平定动乱。但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