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都梦不到的事，落到了自已头上，怎么能推辞呢？精神不正常吗？
在家的时候，他和他二姐的关系最好，也和其二姐的联系最多。他的这种得意心情，在给他二姐的信中得到了充分显露：“此次东渡，往返不及一月，事虽棘手，却无贻误。本拟在內地谋事，而无如诸王大臣及中堂（李鸿章）均坚使弟赴朝鲜充四等公使，亦小钦差局面。而向来公使和钦差在属国无兵，亦名为驻，敬重之词也。弟年少识浅，不料蒙太后留意，诸亲王、军机大臣、中堂推重，如此知遇，更有何言！从前带兵身任战事，故危险。此时作使臣，无人能害使，何险之有？今日时势，唯出使尚有出头之日。带兵操练又无战事，将何由名达天听也。……弟年未三十名扬中外，大臣推重，九重垂青，亦大喜事。”
一个没有任何功名，年不过三十，也没有什么从政的经历，享受知府待遇，成为三品大员，在那个时候，恐怕还真找不出第二个。
袁世凯此刻的意得志满，也应该是不足为怪的。
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袁世凯再次到朝鲜。与陈树棠办理了交接手续，走马上任。此次，再来朝鲜，袁世凯可是今非昔比，一跃成为天朝的使臣。
他的确切身份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也称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这名头听起来就很吓人，但他还有更重要的使命，维护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抵制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图谋。
为此，李鸿章还专门给高宗李熙写了封密信，嘱咐李熙：“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务，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指袁世凯）商榷，必于大局有禆。”
这样一来，袁世凯可不像上次自做主张搬进皇宫那次，而是名副其实成了不叫监国的监国。
袁世凯本来就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没权的时候还挖空心思抓权，又了权就更善于利用了。
李熙本就软弱，遇事也没主意，什么事都想先听听袁世凯的意见。袁世凯也不客气，什么事都想管，什么事都愿意管。时间长了，在朝鲜的群臣中不可避免的引起各方面的不满和非议。
特别是闵妃集团，见到自己日益被边缘化，自然不会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