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某种刻意的酝酿,只是一种角色扮演的社会需求。她曾吃惊于母亲在谈判中的声音时何等冷静而紧绷,而如果在另一个马尔科姆精心设计的场合里,俞庆殊也能像个小姑娘那样咯咯地发笑。当她面对詹妮娅时又成了第三个人。这三种声音听起来简直不像是从同一张嘴里发出来的。当然,不只是她的母亲,她所能观察到的每个人都差不多。
而她那有着庞大家产的异国老哥,是她所知道的最严重的撒谎者。
成年人在社交往来中做出的判断有时会错谬至不可思议的程度。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固定的观察和解释模式,因此很难再去模拟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模式。很早以前,詹妮娅知道她的老哥正站在悬崖边缘。一种危险的、具有毁灭性的沉重情绪在折磨着他,促使他在午夜时分独自徘徊于客厅和前院。有许多晚上她从梦里惊醒,察觉了自己房门外正发生的事。但是那时她已然明白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她便静静地躺在被窝里屏息等待。
她到底在等什么呢?或许当时她还不清楚,但十六岁的詹妮娅已经完全洞悉了那个答案:她是在等信号。最终时刻到来的信号。或许那是把手枪保险拉开的声音。或许是椅子被踢倒的声音。还有一种可能性最叫她担心:药瓶盖打开的声音太轻了,她可能会错过去。
当那个时刻到来时,当然她会冲出去。她会像猎豹那样从床上一跃而起,直奔客厅和后院。她会把他抓个现形,让他无可否认。然后她会让俞庆殊去给他找个心理医生看病,而不是让这对母子年复一年地兜圈子。那整个就是活见鬼。她妈妈总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不,那是完全说不通的,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作为一个律师,或许俞庆殊对证据的看重远远超过直觉,多年来她以职业性的耐心试探着自己的儿子,像在试探自己的委托人是否向她隐瞒了重大事实。可是她老哥也是个了不起的骗子。他几乎掩饰得天衣无缝。俞庆殊没有把握,至于另外一边嘛——
詹妮娅歪歪脖子,撇起一边的嘴角。她不认识那一大家人,但有件事一直使她印象深刻:在某次小年夜里,她母亲前夫的新妻子打来了电话,是打给她老哥的。可是她老哥恰好出去了。拿起手机的是俞庆殊。对面那位夫人于是和她母亲说起话来——那谈的都是些什么呀?她竟然听见电话那头的女人在夸奖她老哥。“又稳重又大方”、“靠得住的好男人”、“像他爸爸那样能担事”……
詹妮娅永远忘不掉当时俞庆殊脸上的表情,就像有一百个裸男只穿着草裙在她妈妈眼前跳肚皮舞。
谬误的产生是出于无知和浅薄,当然可以这么说。但是詹妮娅始终相信那评价不是空穴来风,那正是她老哥所扮演的角色之一。那可真是个了不起的骗子。她攥着手机想,他到底为什么跑去非洲?是因为他终于演不下去了?她可不会被轻易糊弄过去,因为她是詹妮娅。可是很不幸地,她是詹妮娅,只是个十六岁的高中生,不能独自跑去非洲旅行。但是等她读完大学那就不一样了,她要做一个成功的动物学家,当然她应当有机会去非洲考察,也早晚会搞清楚她老哥在搞什么鬼。她会从雨林里揪出他,就像她在小学时就做过的那样。
詹妮娅专心致志地想着这件事。她想得太投入了,结果在搅咖啡时晃了下手,差点把杯子给打翻。她眼也不眨地抽出纸巾,在咖啡淌到桌边前就把它擦得干干净净。做完这一切后她还下意识地朝周围望了望,想知道是否有人看见她打翻咖啡。真倒霉,有一个人正在楼梯口盯着她看,而且可能已经盯了好一会儿了。
周温行端着他的盘子走了过来。詹妮娅已经不能假装自己没看见。她希望周温行像昨夜那样不近人情,自己去找张空桌子坐。可是今天他好像又有了好心情,手里端着咖啡与一片很薄的黑面包,脚步轻捷而平稳。他笔直地走到詹妮娅对面坐下,眼睛看着她打翻的咖啡杯。
詹妮娅抓起杯边的白糖罐:“你要这个?”
“不,我不喝甜的。”
“一点也不加?”
周温行微笑着摇了摇头。他这人的文静叫詹妮娅没话可说。她不太擅长琢磨这种内向的人——意思是她不太会和他们相处——何况这人还显得非常神秘。她并没忘记他昨夜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如果那个故事不是完全的胡编乱造,那么这人经历的事可是要比他看上去经历的要多得多。
詹妮娅又开始盯着他。她在观察他身上的种种细节,以此来和昨夜的故事比对。他曾经长期摆弄草药吗?那也不是个轻松的活儿。他的手上应该有伤疤和老茧。有吗?她一点也看不到。
“你在想什么?”周温行问。
詹妮娅知道自己盯得太明显了,但她并不打算掩饰。现在可不是大半夜,餐厅里多得是客人。她晃了晃咖啡杯,干脆地说:“我在想你昨晚讲的事。”
周温行看起来并不意外。他笑着问:“你觉得那是个玩笑吗?”
詹妮娅不打算跳进这个陷阱。她把这问题绕过去,摆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说:“你是怎么来到这个国家的?”
“跨海过来。”
“你是说乘船?”
周温行好像想了一想,很快也承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