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成人的每月粮食定量是25斤，高中生定量是32斤，我们六个孩子都没有达到成人的定量，更没达到高中生的定量，每个人都是十几斤的粮食定量，全家八口人每个月也就一百多斤粮食。一到月初，我和哥哥就会陪着母亲到粮站买粮食，母亲拿着粮本到卖粮的窗口开票，我和哥哥拿着米袋子在过秤的地方等着。每个月粮食供应的品种不是很确定，有时米多一些，有时面多一些，记得有一回，大概是国家没能有那么多的米，就规定必须买一定的红薯，几斤红薯抵一斤米。粮站工作人员根据粮本上的定量，给你开票，交过钱之后就到放粮的窗口，给你过秤装袋，然后就可以抗上粮食回家了。
家里有一个木桶是专门装米的，白面和挂面则是另外单独存放。为了保证这些粮食能吃一个月，母亲总是要计算一番，每天只能吃多少米多少面，米桶里有一个小竹桶，是个直径六、七厘米、有六个立面的竹桶，每个面上还有雕刻的花草，有点艺术品的味道，也许以前这个小竹桶是个笔筒吧。这个小竹桶就是每天我们家做饭的计量工具，姐姐常常做饭，这时姐姐总是要问：“妈，下多少米啊？”母亲也总是说：“下三桶米吧！”这个小竹桶大约能装四两米，在姐姐和母亲的一问一答中，虽然是对这一顿饭下多少米的确认，更是对一个月粮食的算计，总是想要把这些粮食维持到月底。但无论怎样算计，总的定量是不够的，就得想些办法来解决，所以家里就总是稀多干少，早上做粥，少放米再放点玉米面，这样的粥糊好像挺稠，其实并没有用多一点米。有时做面条，为了能省点面条，就做连汤面，用点菜煮一锅汤，煮好后，把面条折断成一、二寸长后再下到锅里，快要好的时候再下点面糊里，连汤带糊带面也能把肚子喝饱。还有就是经常吃马铃薯，也就是土豆，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又能当菜吃又能当饭吃，经常在做汤面时，切些土豆条放进去，使汤面糊里的干货能多一点，而且土豆还不贵。但无论怎样想办法，怎样算计，每到月底那几天总是米桶空空，母亲就经常向王孃孃一家借点粮食，到月初再还给人家。
家里的粮食不够吃，对于我们孩子们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压力，也想不到那么多，但对于母亲的压力可想而知，她看到我们都处于长身体的时期，总想让我们吃饱，但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又怎么办呢？
在我从山上农学回来后的一天，母亲对我们姐弟们说：“我跟你爸商量好了，准备过几个月，我们回一趟老家，这一来呢是我和你爸已有好多年没有回去过了，想回去看看，二来呢就是咱家粮食总是不够吃，这次回去你爸算是休探亲假，待上个二十天左右就回来，我呢带你们几个多住几个月，咱们老家那儿呀，虽然也穷，但地多土肥，粮食还是够吃的，等住上几个月再回来之后，咱家的粮食就节余下来了，以后就够吃了。”听了母亲这一席话，让我的心一下就兴奋起来，也激起我对东北老家充满憧憬和想象。
以前虽然也知道东北是我的老家，也曾想象着东北的天是什么样子，东北的地是什么样子，但从来没人像今天这样认真具体地去想象。记得不久前曾经学过的一个课文《可爱的草塘》，这个课文讲述了北大荒的广阔、美丽和富饶，其中“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句话就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想东北这么富裕，想吃肉了就去打个獐子，想吃鱼了就到水塘一捞，那多好啊！带着许多美好的想象，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后来父亲和母亲确定了全家除姐姐和哥哥不回东北老家外，我们六口人都回去。从四川江油回到黑龙江的呼兰，这样遥远的路途，仅是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此，这几个月母亲开始节约开支，为了凑足路费，凡是能将就的事就都不花钱了，我和姐姐哥哥，除了正常上学外，还是抽空去砸石头。
在焦急不安的等待中，我也变得不安分了，有的时候不砸石头，我就会到处疯玩。一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在家附近的一个学校玩，看到一些同学在玩单杠，有的同学玩得特别好，屈身上、立臂上等动作玩得特别潇洒，我也忍不住了，挂上单杠后，来了个前后摆浪，结果手的握力不够，一下子就从单杠上摔了下来，这一下摔得不轻，嘴唇摔到地面，把下嘴唇摔裂了一个口子，流血不止。我不敢再玩单杠了，赶紧用纸擦干血迹就跑回了家，到了家也没敢跟母亲说。做晚饭的时候，我坐在灶前右手向灶坑里添树叶烧火，左手捂着嘴，姐姐在做菜，姐姐看我的动作有些奇怪，怎么老是捂着嘴，就问我：“你老是捂着嘴干啥？”我说：“没事。”姐姐不信，就一把扯开我的手，一看到我的嘴唇裂了一个大口子，肉往外翻着，吓了一大跳，就大喊起来：“妈呀！你快来呀，奕存受伤了。”母亲正在缝纫机前做活，听到姐姐一叫就赶忙过来一看，也吓了一大跳，就问我是怎么搞的，这一下我也不能瞒了，也瞒不住了，只好实话实说，讲了事情的经过，母亲和姐姐把我一顿数落，就拉起我奔向县医院，县医院在昌明河上游，离我们家不过十几分钟的路，很快就到了医院，医生一看说道：“还好来得及时，如果时间长了，肉就会坏死，坏死的就得切掉，就会留下疤痕的。”医生给我消毒打麻药缝了三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