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现澳大利亚后静下心来的朱厚炜该考虑海外建国的体制和施政了，头一件事就是基本法，在北京已经与弘治皇帝朱佑樘、内阁首辅杨廷和讨论了一个纲领。他拿出拟定草稿开始修改起来，实际上这就是“宪法”，只是暂时不能用这两个字。大明朝虽然没有“宪法”这个词和概念，但是其文字含义读书人都能够明白，为了避免过于敏感，还是尽量不使用这两个字。后世香港特区使用的基本法，提醒了他，于是就是用‘基本法’这个名字。
他看着序言部分：
“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制定这部基本法，就是为了真正执行圣人这个宗旨。使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国家繁荣所带来的福祉，避免国内因分歧导致的战争，保障国内的安宁。
凡是赞同孟子之言、宣誓忠于本法的地方，都可以加入我们的新国家。共享幸福、安宁、民主、自由。”
在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的大明朝，必须借用圣人之言。这样才有说服力。孟子的这句话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拿来装门面的，所以这句话没有人敢反对。
基本法的主要内容就是构造国家框架，朱厚炜选择的是类似于君主立宪制的制度。因为中国一千多年的文明都是有一个皇帝存在的，皇帝是稳定国家的重要因素。贸然间失去了皇帝，国家就会大乱。中国的社会基础就是宗族，一个偶像供大家顶礼膜拜，就是宗族思想的核心体现。没有了皇帝，无数的英雄豪杰就会蜂拥而起，争夺这把龙椅。那就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局面。
国家政权的结构，说到底就是权利的分配。无非是立法权、执法权，法院、监狱、警察、执政的政府、国家元首、军队，最后还会有政党。
后世的文明对于权力有重要的启示和总结，那就是：没有制约的权力会走向独裁，给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当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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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律是靠不住的，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种体育比赛就没人看了。
国家的这些基本权利都要互相制约，在斗争中寻求平衡。
议会有立法权，弹劾权，权利很大。因此，议会也要受到制约。最根本的制约手段就是议会没有执行权，不能执政，不能执法。就是说议会不能自己站到前台来，它永远是后台。议会的议员是专职的，既不能当官，也不能当职员、军官，甚至不能亲自经营产业。议员有薪水，而且薪水很高。违反了，就请你退出议会。
议员就是职业的政客，与什么英雄、模范、业绩、功劳、荣誉毫无关系，如果议员成了作秀的明星，他就失去了作议员的公允，那就只好让他退出议会去做明星了。
议会的权利从何而来，来个军事政变推翻了你怎么办？
议会有一个财权：可以影响国家的金融、财政全部在议会的监督之下。议会不能收钱，也不能花钱，更不能发行货币。但是，所有收钱、花钱的事都要经过议会的财政公署批准，否则就是违法。有这个权利在手，谁敢动议会？
议会还要有一个军事机构，他参与军队的重大行动的决策，批准对外战争另外国内警卫部队的指挥决策权力也控制在议会的手里，所以议会也是有武力的。
执法者中，有一个执行官，他对议会负责。皇帝、内阁都管不着他。皇帝、内阁同样对议会负责。从法理上说执行官和皇帝可以平起平坐。这些执法者违反了法律，议会可以弹劾他们。
议会制度是基本法的核心，也是大明朝的人们要不要接受基本法的主要选择问题。对此，阻力最大的是皇帝，其次是官僚、士大夫、士绅。可是工商业主、商人们是没有阻力的，甚至他们还是欢迎和支持的。因为，能够进入议会执掌一份话语权的主要是他们，没有知识文化的人，不能代表一方利益的人是不能担任议员的。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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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黎民在这个时代是没有话语权的。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底层民众会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现代的文明社会中，再也不会有人忽略他们的话语权了。前提是社会经济的发达，人民占有的物质丰富了，家徒四壁的人是没有政治诉求的。
军队是最难制约的，参谋部、兵部都可以设定很多管理的办法。但是最根本的一条，所有军官都不能参政。参了政，就要退役。否则，没有办法管住军队。对于军官要执行最严厉的法律，相应的也要给较高的薪水。现在皇家部队中的教官制度是替代目前的太监监军的最好办法，将来也不能撤销，但是要交到议会的手中。教官制度是保证部队忠诚的重要手段。
宗教是个避不开的问题，国家也要管理宗教。所有宗教都要登记，国家要审查它的教义，凡涉及暴力、仇恨的，要么修改教义，要么不予登记。不登记的教派是非法的，敢于强制活动的非法宗教就是邪教，坚决打击。像什么吹一口气就能治病，拍拍胸脯就刀枪不入等等，就是邪教，就要取缔。
民族问题政治性特别强，要从施政的各个方面弱化民族的区别，宣传弘扬中华民族的概念。任何用民族的名义建立的组织、教会、行帮都是非法的。后世西方世界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