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姐的政策和他的努力之下，把自己的世界历史性地拓宽了，从眼前实在的生活中，推出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另一个虚构，但却又对现实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世界中去，读书识字，曾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但现在谢六姐把它变成了一种必须，于大郎觉得这世上大概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除此之外，当然他也享受着走到哪里都被高看一眼的感觉，于大郎教过很多学生，他们中大多数人，不管做什么工作，境遇如何，见到于大郎，都是恭恭敬敬发自内心地叫一声‘于先生’，于大郎有时在日常起居上不得不加以注意，他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被学生们强行安排了优惠——这些学生们或许从前大字不识，但并不代表他们就多么的愚笨，他们知道，而且会格外敬重真心为他们着想的先生。这对于大郎来说，有时候是个颇甜蜜的烦恼，他偶尔买点东西，还要托人去办，免得不由分说就被便宜了不少，自家还不知情。
于大郎喜欢这样的感觉，胜于在外头经过十年寒窗，考个进士当个小官，如今他是可以坦然对自己承认的，尽管从出身来说，于大郎是不折不扣的地主阶级，但他却更喜欢如今这样的生活，阶级只是一个人生活的开始，于大郎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用地租供养自己的生活方式，再者来说，地主阶级似乎对自己这个阶级也没有什么自觉，更没有什么公约，因此于大郎并不觉得自己背弃了什么，他反而觉得自己在买活军治下得到了发展和进步，不论是他还是他的家族，日子都过得比从前好了很多。
去做水兵的义弟平安，便不说了，父亲、母亲现在都在临城县做吏目，父亲已经从临城县县令的位置上退下来了，现在主抓临城县的治安，算是半个闲职，母亲在临城县医院上班，顺便还学了几手，闲暇时可以客串护士。二弟也参军了，现在跟着私盐队走南闯北去了，小妹不必说了，也是个威风八面的女水兵。
原本大家的共识，是让长子于大郎保持低调，做个教书先生，但大家都没想到，现在职位最显要，职级最高的反而是家里的教书先生。于大郎被夸奖过几次，“工作做得细致，有耐性，心态也放得平稳，能贴近群众，没成见，善于学习”，他的提升，除了统筹能力之外，也得益于此，于是他便更加注意保持这方面的特点，更加注意随时去学习新的东西。
或许也是因为心态上的优点，于大郎的政治课本便学得很好，得到过六姐批卷，‘吃得很透’，扫盲班不论，他在初级班上是个多面手，几乎所有课程都吃透了，都能教。于大郎最近还在集中给本地的老师培训政治课，这对大部分老师来说都是软肋，郑地虎的疑问其实并不罕见，越是吃得透的老师，越容易有这样的疑问——既然奴隶社会不好，那我们现在又算什么？
这个问题是没有官方答案的，于大郎说的也是自己的理解，“虎将军以为，我们现在算是六姐的奴隶，那么我倒有一句话想要问将军，有和主人住一种房子的奴隶吗？”
这个当然是没有的，主人如果住水泥房，奴隶就只能住木板房、石头房，主人吃白饭，奴隶就只能吃糙米饭，吃剩饭稀粥，主仆之间总要有一个等级的差距，这也是为何很多王公府邸，明明并不缺钱，但一样有仆人只能勉强温饱，等级分得太多，必须彰显出区别，但最顶上的主子们已经无法再提高待遇了，那便只能克扣底下人，强行营造出等级之间的差别，给底下人一个往上爬的动力来。
但买活军这里，谢六姐在衣食住行上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其实这也让十八芝的海盗们有些微词，因为陆大红等人都学了谢六姐的作风，和手下的士兵基本没有待遇上的大差别，他们也是吃食堂的，很少开小灶，十八芝的海盗将领们很快便意识到，如果自己有心上进，那么就得向上看齐，也就意味着以后再不能对手下的士兵呼呼喝喝、打打骂骂……在收编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好日子似乎的确是一去而不复返了。
郑地虎有些明白了，“眼下这奴隶的名分，更多是一种权宜之计吗？”
“只能说有这个名分在，办什么事都方便。”于大郎说，这也是他观察的结果，“六姐来处的天界，有许多规矩似乎是和我们这里极为不同的，如果要以理服人，恐怕效果极为不佳，六姐又是个很懒于和人做口舌之争的性子，于是便索性用活死人的名义抹平一切。这样在施政上效率也的确更高些。”
“比如说？”郑地虎虽然非常勤快地看报纸，也在云县住了几个月，但他实在是活得太上层了，并没有落地，对买活军本土的了解自然没有于大郎深厚。
“比如说个人自主的权力。”这是于大郎在琢磨中所想到最突出的一点，“买活军提倡分家，提倡婚姻自主、财权自主，本质上说似乎都是为了削减家族，削减父母长辈对下一代的权力，按我的想法，如果不是用活死人这种手法的话，光靠言语，是很难达成现在的效果的。”
“什么意思？”郑地虎有些迷糊了，“父母对下一代的权力——这是什么意思？”
于大郎只好举例说明，“虎将军的妻室是由谁说定的呢？”
“自然是大哥了。”郑地虎夫妻感情颇佳，说到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