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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庆年间，明朝的衮衮诸公终于是逐渐意识到了一个严峻现实，那就是——朝廷恩养藩王的开支过于巨大，国库已经难堪重负——于是就出台了著名的《宗藩条例》。
《宗藩条例》的内容总计有六十七条，其核心内容有三，其一是严格控制藩王们的妻妾人数；其二是进一步限制藩王子弟的赐爵；其三，则是对藩王们的开支进行财政核算，削减大笔无用开支，减少原定的俸禄数额。
从那以后，藩王们从袭爵、赐田、再到日常开支，皆是受到了严格监管，曾是短暂压制了藩宗们的挥霍无度，也曾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朝廷供养藩王的负担，释放了一定的民力。
然而，政策固然是有了，但执行就是另一回事了。
事实上，自嘉庆皇帝颁布了《宗藩条理》以后，效果仅是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后继的诸位明朝皇帝很快就把《宗藩条理》抛在脑后、视若无物，为自己的儿孙赐爵封地之际依然是格外的出手大方，生怕会委屈了自己那些脑满肠肥、不学无术的子孙。
以万历皇帝的四弟潞王朱翊镠为例，封藩之际所赏赐的土地面积高达万倾之多，随后又通过“奏讨景王遗业”的手段将名下田产扩张到了四万倾之巨，近乎是占尽了湖广的全部良田；
再等到福王朱常洵封藩之际，万历皇帝更是大笔一挥，直接赐下良田四万倾，最终还是福王自己害怕成为众矢之的，主动请旨减半；
又到了天启年间，天启皇帝在湖广、陕西等地赐予惠王、瑞王、桂王等藩庄田各三万顷，但地方官实在是已经刮不出这么多土地，于是天启皇帝就强令摊派给四川、山西、河南等地。
再加上藩王们每年的禄米、禄银皆是天文数字，他们的土地兼并、走私偷税等等行径也是极大的损害了朝廷的整体利益，可以说明朝为了供养这些蛀虫，早就已是不堪重负了。
这一现象，直到这个世界的崇祯皇帝上位之后，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朝廷的钱粮压力、百姓的严苛重担，也才稍稍缓解了一二。
再等到德庆皇帝继承大统之后，更是花费了不少心思削减藩王们的恩养支出，多年以来也算是卓有成效。
在暗地里，包括赵俊臣在内，朝廷的官员与勋贵们皆是会怨怼德庆皇帝的吝啬自私，也时常会因为德庆皇帝的刻薄寡恩而惶惶不安。
但客观来讲，在治国方面，德庆皇帝的吝啬自私、刻薄寡恩，固然是让忠臣寒心，但总体而言却还是利大于弊的。
举例来讲，正因为德庆皇帝的吝啬薄情，所以他从来都不会顾念宗室血脉的情谊，每当是他的兄弟与儿侄们封藩之际，德庆皇帝都会表现得极为小气，就别说像是万历、天启等皇帝那般动辄就赏赐良田万倾了，哪怕只是赏赐两三千顷田地，都能让他肉痛不已，这无疑是很大程度上减缓了朝廷恩养宗室的压力增涨。
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德庆皇帝的刻薄寡恩，时常会出手敲打与削弱各地的藩宗势力，自德庆皇帝登基之后，被囚禁在中都凤阳的宗室子弟较之崇祯皇帝时期足足是增涨了两倍有余，几乎每年都会有皇亲贵胄因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过错而遭到废黜囚禁，家产也被查抄充公，有资格封爵的宗室子弟数量则是减少了三成有余，进而是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朝廷的相关负担。
德庆皇帝不仅是这般对待宗室与藩王的，对待庙堂里那些权臣贪官之际，德庆皇帝的手段还要更为强硬，像是温观良、黄有容、沈常茂等等，皆曾是权倾一时的内阁辅臣，失势倒台之际却也都是脱了好几层皮，才得以平平安安的告老还乡。
当然，德庆皇帝的这些做法，根本原因只是为了充实内帑、为己敛财罢了，但当德庆皇帝的内帑充盈之后，他也就没有太多动力与朝廷争夺国库里的钱粮，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间的土地兼并、增加了朝廷税收，也算是相对而言的好事。
可以说，德庆皇帝固然是好大喜功、贪得无厌，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只凭他对待宗室与权臣的狠辣无情，就足以让他的功绩在明朝历代皇帝之中排名相当靠前了。
站在赵俊臣的立场来看，德庆皇帝的刻薄寡恩、翻脸无情，固然是他的悬顶之剑，但若是摊上了万历、天启这样的皇帝，赵俊臣就算是拥有通天手段，只怕也无力改善朝廷财政，政绩表现也不会像是如今这般显耀，甚至是不可或缺。
这般背景之下，也就难怪太子朱和堉这一次出面调查福王府的罪行之后，就立刻在宗室之中引发一场轩然大波了。
在此之前，德庆皇帝对付各地藩宗之际，一向是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总是打击极少数、保全大多数，先挑软柿子、再啃硬骨头，用切香肠战术一点一点的削弱藩王与宗室们的势力与影响，各地的藩王与宗室心生惶惶之余，却也无可奈何。
但这一次，太子朱和堉却是打击范围太广，而且他所针对的目标乃是福王、郑王等等具有风向标性质的重要藩王，各地藩宗被德庆皇帝打压多年之后，见到这一幕只以为是德庆皇帝想要赶尽杀绝，自然是竭力反抗、联手向德庆皇帝施压。
而处在风尖浪口、风暴中心的福王府，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