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四位作者中，一位已经辞世了，三位还在世，其中我只认识余华。其余的我在项目之前都不认识，直到我们做了调查，收集了信息。然后我联系了贾平凹和梁鸿。
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可能只知道他们在镜头前谈论的十分之一。我们只知道最基本的信息。
所以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贾平凹作为一个作家，因为他的家庭出身，因为他的父亲，他吃了很多苦。
但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细节，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刘尚：时隔多年重回纪录片创作，您有什么感想吗？
贾樟柯：与虚构的电影不同，纪录片在一开始需要大量的研究来决定我们想要捕捉或采访的对象。所以这是一件需要付出大量心血和时间的事情。
但制作纪录片的乐趣在于，有太多的未知。很多事情都是自发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新的发现。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次愉快的发现之旅。
另一种层次的享受来自于对象——当我说对象时，我不是指那些我试图通过访谈来呈现的作家，那些在公共场所、火车站或街道上的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对象。
这些是普通人在公共场所的形象，也是当时所发生事情的目击者。
这些人正是这些作家在他们的故事中描写的人物，所以我认为他们同样重要。
拍摄他们会给我更多的自由，因为我可以很自然地捕捉到这些人在公共场合的举止，他们在公共场合的样子。
我想做的是，以某种方式，诚实地、客观地、完整地，通过个人叙述，通过目击者的叙述来记录所发生的事情。
记录下这种见证，这样我们就可以，为了未来的一代也为了现在，回顾过去发生的事情，以便我们欣赏和理解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变化。
就边界而言，他们可以表达自己，来诚实、真切地谈论这个问题，谈论非常敏感的话题和议题——这些都是第一手的见证。
所以即使是负责审查的人，他们也不能否认这些表达是多么真实。
所以我几乎是在用这个来突破你所能谈论的极限。
这在纪录片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些人在谈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
他们是证人，他们提供证词，所以他们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