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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个人相信会对自己的人身或心理上的有威胁的时候,她就不容易离开施虐者。
这样的威胁有两种。一种是可见的暴力人身威胁;另一种是间接的恐吓:比如说你永远都不能离开我,以前离开我的都没有啥好下场。在影片中,法鲁克对于娜吉玛的恐吓就是暴力殴打+言语威胁的。
其次,施虐者时不时给予受害者一些小恩小惠。
因为受害者在努力寻找一切希望,这些小恩小惠可以是任何东西。在一段虐待的关系中,如果施虐者给了一些哪怕是“嘘寒问暖”,都会让人觉得“事情也许就快有转机了”、“Ta也不全是坏的”。
就像法鲁克在心情好的时候,会带家人去看电影,会买一些糖果给家人吃,最重要的是,他是这个家里的唯一经济来源。因此,他每一次态度好转,就给了妻子一个继续忍受的借口。
第三,受害者主动或被动地(心理上或者生理上)和外界隔离。
受害者往往觉得自己在关系中如履薄冰。
这时候来自家人和朋友的意见,只会使她招致更多的被虐待。所以受害者会主动地隔离自己,与其说Ta在和施虐者结盟,不如说,Ta在试着隔离开那些会使得Ta遭受更多虐待的来源。
所以当娜吉玛得知女儿为自己搞定了离婚协议时,那种抗拒的第一反应是很真实的,她怕这份协议,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和灾难。
最后,受害者觉得自己没有能力逃离开这个环境。
正如娜吉玛在第一次离家出走生下女儿之后,又回到了法鲁克身边。影片中没有讲述她离家出走的几个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但想必一定万分艰难。现实告诉她,她自己的力量是养活不了儿女的。
一个处理家暴的咨询师说,在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中,产生的影响就像“钟摆”。即便受害者有机会离开,受害者会觉得恐惧、愤怒、甚至仇恨,而之后,他们会开始觉得愧疚、羞耻、焦虑不安……
这非常容易使得他们转身回到那个被伤害的情境中去。
所以娜吉玛“认命”了。她并非不想逃出魔掌,而是整个社会就是个大魔掌,当她失去了丈夫之后,她在社会上根本没有能力立足,也无法获得任何的资源支持。
当她孤立无援、无处可逃时,她只能忍下丈夫为14岁女儿安排的婚姻,跟着丈夫去到陌生的国度,径直地走回那段被她描述为炼狱一样的生活,头也不回。
在影片的最后,娜吉玛终于产生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法鲁克一次次对妻子施与暴行、扔掉女儿的电脑、毁掉她的吉他,扼杀所有的梦想之后,逼着家人跟随他的工作调动去了沙特。
机场登机时,因为行李件数超额,法鲁克想要尹希娅扔掉吉他——女儿与梦想之间唯一的联系。
这时,一直逆来顺受的娜吉玛终于爆发,公然违抗了法鲁克,并带着儿女离开了丈夫。
她一直以来都是默默忍受着暴力,只是因为丈夫的给的经济支持能让孩子接受教育,但就如阿米尔汗的谈话类节目《真相访谈》中,这位同样为了孩子而忍受家暴的女士说的那样:
“我能继续忍受,我需要考虑我和女儿以后去哪。
如果一个女人为自己而活,那她可以容忍很多的事情。
但如果看到自己的女儿因此受到苦难,那她就不会再忍受了。”
所以,当娜吉玛看到女儿马上就要伴随着去沙特而永久地与梦想告别时,她再也无法忍受了。
从电影讲述的角度来说,很多人觉得这个转折有些过于戏剧化。
但其实从细节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看似振奋人心的转折,其实充满了无奈和向现实的妥协。
在法鲁克扬言要在公开场合揍她的时候。
娜吉玛对他说的是:
“如果你现在打我的话,就会被监控拍下来,我会跟机场要来录像,让尹希娅发到视频网站上去,你女儿的视频有几百万浏览量,到时候全世界都会看到,你的工作也别想保住了。”
到最后,遭受暴力恐吓的情况下,娜吉玛选择的是用舆论来威胁丈夫,而不是直接报警。
因为她也知道,报警没用。
一方面,舆论的力量确实是强大的。如果尹希娅把父亲对母亲施暴的视频发到网上,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可以毁掉法鲁克的职业和生活。
就如每次微博上出现家暴受害者发声时,民众的舆论足够强大到可以人肉施暴者,让他变成人人喊打的公敌。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求助于舆论的渠道和力量,有更多沉默着忍受痛苦的女性,在家暴中受伤,甚至丧命。
现实中,我们应该怎么做?
第一时间报警维权
遇到家暴,可以打“110”报警电话或者妇联“12338”妇女维权热线,寻求第一时间的帮助。
按照公安部门的相关规定,家庭暴力已明确属于“110”报警范围,若遇拒绝出警或拖延,受害人有权向上级公安部门投诉。
注意保留证据
处理家暴案件,保留好证据是关键。
1、公安机关接警到现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