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扮出来的一个教授，看上去绝对不一样。当然也要有审美意义上的共通性，要拧着来也要给出理由，否则就是给自己下绊儿。
比如说张译，可以演王友全也可以演杀手，打扮打扮，搞搞小女孩，他年龄也演得了。
但他戴个眼镜，个也不高，不壮，没有满脸横肉，看上去很普通，就觉得这样的演杀手特别好。
刘烨我对他没有偶像的概念，他骨子里有个愣劲儿。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那股劲，说白了就是一个社会人拥有的习性，任何人都有，而且是改不掉的。
有种挺可爱的浑劲儿，不太见风使舵，察言观色，有点自我，他又是一个大个儿，愣呵呵的劲，很多演员没有。
我觉得这和宋老二的角色是相同的。
胡子、疤痕、发型这些外在的造型很容易实现，我关键是看演员骨子里的东西。
刘尚：
你之前的电影都是犯罪片，但其中一部分像《光荣的愤怒》算是喜剧，《追凶者也》也是喜剧，但《烈日灼心》就不带喜剧的元素。
都是犯罪片，所以你是怎么来决定，哪些是可以用喜剧方式来处理的，哪些就不行？
曹保平：
我特别喜欢黑色喜剧，它有无奈，有对社会的嘲讽，还有天然的尖锐和深刻。
比如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拉斯·冯·提尔的《狗镇》，它是那么大的一个寓言，但处理得非常轻。
《光荣的愤怒》是我特别喜欢的风格，后来有的片没那样拍是因为每个故事的原始驱动力都有它自己的生命，不能强行改变。
有的不适合喜剧，有的不适合严肃。
刘尚：
你觉得《追凶者也》的核心喜剧性在哪里？
曹保平：
就是人物的无奈窘境。
当一个人被当成杀人犯，他就处于有嘴说不清的窘境，他还非得把自己证明清楚，但也不是因为多高尚，会让人感到啼笑皆非。
比如段博文演的这个混子，他就是这个社会最垃圾的人，偷拐抢骗，但他的较真，「真不是老子干的」，他还特别守诚信，就产生了喜剧性。
剧中每个人都有这种特点，张译也是，作为杀手也有信条。
你知道大陆又不像香港那样，黑社会还搞那么严谨，当然现在也严谨了哈。
所以这部电影千万别往严肃上拍，别往《烈日灼心》上拍，它并不背负那种无法承受的重量，十几年的逃逸，年幼无知的时候干了那么罪恶的事，但内心又是一个善良的人，心里还是过不去这个坎儿。
要是白银案那个姓高的可能也无所谓，他的儿子和被杀的女孩还差不多同岁，他回去也没事儿，人是不一样的。
但《追凶者也》的故事天生不是严肃的东西，不能深探到人性的善恶极致，为什么非要往《烈日灼心》掰？
要发挥它的优势，这片我拍得很高兴，包括后面把张译拍得挺high，我也觉得挺好玩儿的，这片子是另一种审美。
另外，像《李米的猜想》也不适合用喜剧表达。
每个东西一定有它的生命力，一定有它的调性，它适合什么。
我特别不想标签化，如果所有电影都往黑色喜剧拍，这就是有点作。
刘尚：
你刚才提到白银案，这是眼下最热门的案件，也是最热门的电影素材，据说有好多人想拍了，你有什么想法么？
曹保平：
热乎的都是狗屎，得等它凉一凉，谁爱吃谁吃吧（笑）。
很多电影取材于真实事件、话剧、小说、寓言等等，当这个东西你把它孵化出来时，如果和原始事件已经面目全非，那可以去拍了。
如果出来的内容几乎和之前形状一样，那就是垃圾，还是别拍了。
我若是真的来拍，那它就和原始的事件没有关联，是源于最初的素材生发出来的新事物。
现在我们弄的一个案子，投资方说你赶紧拍，别人要占了。
我说别急，谁爱占去占，就算有一百个人去拍都没关系，因为我现在的构想已经和原始的素材没关系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
刘尚：
但这个生发的过程，带有你强烈的个人印记。
曹保平：
这就是你拍摄的热情和动力，你一点一点，生发出新的东西，这个过程中你把才华热情投入其中，它会改变原来的素材。
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你对它也没有感情，拍出的东西也不会好。
社会热点我从来不碰，所有急匆匆的社会热点批判在艺术上都是垃圾，出不了好作品。
最锐利的《一九八四》已经完全不像是苏联的历史了，成了一个寓言。
它已经架空到一个你不知道的背景下，建立了新的人物关系。
刘尚：
你的好几部电影都运用一些形式上的小噱头，比如给电影划分段落，取一些有意思的小标题，这是怎么构思的？
曹保平：
这算是小学老师教的「每段要有中心思想」，我觉得那是每段的中心思想，提纲挈领地提出来。
其次这个标题能够产生趣味性，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