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我们看到人性在这种时刻的表现。
现在拐卖妇女的问题,去屏蔽消息是一种态度,去支持也是一种态度;
每个人其实都是有态度的。
而各种态度背后,反映的是人性,反映出人对事情的认知,反映出人是怎么看待一个人的。
我想用电影表达的就是人性中的善和恶,希望电影能引起大家的一种思考、一种讨论。
这就是我最终想要达到的,而不仅仅是票房——当然我也需要赚钱,我不是清高到不需要钱,但是电影是一种有内涵、有内容、有价值体系(价值观)的文化商品,而不仅仅是像一部汽车、一块手表、一件衣服那样的商品。
电影要传递创作者对社会的认知,传递创作者对社会的真实看法。
我每次拍电影的时候,不管拍哪个题材,我都会用一种最笨拙也是最实用的方法:
要真正深入到生活中去。
要真正地花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去了解真实的社会。
我们要更多地呼吁改善他们的生活——不仅仅是吃、穿、住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知识结构以及他们的认知、思维、观念。
如果没有他们的知识结构、认知的改变,社会改良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虽然我们的电影拍摄的是几个小人物,但是他们折射了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
比如,《盲井》就是讲一个打工的群体,包括那两个杀人犯。
我在把小说(刘庆邦的《神木》)改编成剧本的时候,一定是按常人一样地去写他们,他们有他们的人生目标,他们有他们的善恶。
比如说,两个杀人犯最大的目的不仅仅是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好好学习,能够通过考上大学跳出悲惨的生活环境。
比如,有一个情节是在原着小说中没有的,属于我自己在电影中加入的:
两个杀人犯去打电话给家里人,说钱寄到了后,孩子一定要好好学习。
他们知道自己没有知识、没有上好学,落到杀人赚钱的地步。
这也是反映他们人性中的复杂。
再说一个《盲井》中的场景:
他们俩在小面馆吃饭,电视上正在播放一个新闻,说有一个贪官贪了三四百万,于是他们俩议论说:
“这个贪官太坏了,贪这么多钱,早该枪毙了”。
两个杀人犯在这时突然变得有正义感,这是不是黑色幽默?!
其实这时他们说的就是他们真实的想法,他们觉得:当官的赚钱太容易了,贪污钱太容易了。
所以,他们会觉得:
“我们做这点儿坏事算什么?!”
这虽然是电影中的一个小情节,但其实反映了真实的现实社会和底层这些杀人犯(犯罪分子)的一些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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