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也不在取景框之内。这都是逼出来的。
还有，就是我作为导演，包揽了很多其他的活，很多人说中国不如美国的地方在于，人家有一个很好的工业体系在扶持这些新人。导演只管导演，其他的事情交由监制、美术、摄影等人去控制其他的流程。而在中国，一个导演不仅负责拍摄的流程，还要去做制片人、剧本策划人应该做的事情。
其实呢，真正的原因还是为了省钱，如果有钱，啥样的剧组班子攒不出来？
于瑶：
你从小比较喜欢读书，喜欢读哪一类？
刘尚：
我比较喜欢历史。我从小对美术、西方哲学、科学和文学艺术就比较有兴趣。我初中的时候，在书摊上遇到了一本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周国平翻译的，后来就买来看了。高中的时候读了从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戏剧一直到近代的作家的很多作品。
于瑶：
一个初中的孩子，对尼采的哲学接受起来应该还是会有点困难吧？
刘尚：
没有，我对尼采比较关注，尼采的诗歌，还有他后来写的《道德的谱系》，我都是全文抄一遍，我很喜欢他的哲学观点。
中学时期是求知若渴的。我对照着尼采，又把叔本华的著作都读了一下，后来也读了弗洛伊德，但现在都忘的差不多了。现在读的各种佛学和历史方面的要多一些，这也是我拍《三生猫》的灵感源头。
于瑶：
你是个悲观的人么？因为尼采和叔本华都是悲观主义者。
刘尚：
我不悲观也不乐观，我比较客观。世界是因果联系的，未来就是你现在做的事情而产生的结果。
于瑶：
但是你的三部长篇作品都在探讨了死亡的哲学，死亡是你一直想表达的一个主题么？
刘尚：我觉得一部电影，只有爱与死值得拍。因为这两个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两个命题。但我拍不好爱，所以我就想探讨一下死亡。
与生命对应的就是死，面对死的态度是人生最大的问题。任何宗教都是告诉你生命的意义。因为有了死亡作为对照，生命的意义才会被提出。
电影的经验是语言无法传递的，之所以选择做电影，就因为我是想做语言无所传达的东西，所以一定要通过视听体验去感受时间的强度。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花两年时间做两个小时的事儿。采访只能说到外围的事情，有质量、有能量的东西都在电影里面。
于瑶：
对电影观念的理解，你曾经做了个厨师和医生的比方，比较有趣。
刘尚：
想再听一次原版，是吗？
于瑶：
对。
刘尚：
其实这只是一个导演对自己的定义。我更希望做一个厨师，我希望自己和观众是厨师和食客的关系，而不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
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作为厨师，是观众来吃他的作品，首先是因为它色香味俱全，吃完以后还挺有营养。先是因为趣味，然后又因为它的品质，最后因为它深层的情感与思想的沟通，这是一层一层的。
而作为一个大夫，把观众看作病人，上来你得为他把把脉，做一个诊断，开个药方，再给他吃两片药，这样看电影就会比较枯燥。
所以我要做一个电影行业的厨师，要做类型电影，先考虑电影的娱乐价值，然后是电影美学和人性探讨。
于瑶：
你最欣赏哪些导演，受过哪些作品影响？
刘尚：
在不同的年龄，喜好也是不同。在读书那会，我会选择看伯格曼、帕索里尼等欧洲大师的电影，还有日本的黑泽明。
毕业后，突然觉得那时的欧洲电影还停留在六七十年代，发展停滞，而美国电影融入到了商业系统里，商业得不肤浅，也有对人性的探讨，就开始看大卫·芬奇的片子，但芬奇最近的几部作品有点让我失望。
现在我最欣赏的导演就是能把类型电影与作者风格相结合的导演，比如，克里斯托弗·诺兰，他的《黑暗骑士》和《盗梦空间》是商业、技术和艺术结合的完美典范，我也很喜欢达伦·阿伦诺夫斯基的《黑天鹅》和科恩兄弟的《老无所依》，沃卓斯基兄弟的电影我也喜欢。
于瑶：
我看时评说您的电影，越来越有强烈的个人风格，而且越来越难懂了，您怎么看。
刘尚：
电影还是一种语言，用语言去理解电影的话，就很自由，任何电影都是对人生和人性的预言。所以电影是什么形态并不重要，任何形态和风格都是容器。比如你把可乐倒在玻璃杯里是可乐，倒在瓷杯里也是可乐，你要表达的东西还是这些，喜欢可乐的人一定是可以在任何容器中尝出来可乐的味道。
于瑶：
您创办的尚元文化经常会投资一些文艺片，您也喜欢跟文艺片的导演打交道，也常去戛纳柏林参加一些电影节，观看各国优秀的文艺片，从《梦回少年时》之后，您再也没拍过文艺片，以后会拍吗？
刘尚：
我可能会用这几年的时间专做魔幻、动作和史诗类型，等我老了以后再拍文艺题材的，不用耗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