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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也不是没人来美国学习城市规划方面的知识,但是他们的做法往往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只盯着美国最新、最先进的地方!
你要问这些东西好不好,那肯定是好,但符不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那就不好说了,因为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历史悠久,从十九世纪就开始了集中性城市化进程阶段,而中国那时候还处于我大清的统治之下呢。
1800年,美国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五,而到了1900年,这一数字就达到了百分之四十;到了二十世纪,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就开始从集中性向扩散型改变,具体表现为城市郊区化。
由于集中性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大城市中心环境、交通、治安等情况的恶化,而郊区具有环境好、低价低等优势,城市中高收入阶层开始纷纷向外迁徙,产业逐渐伴随人口向郊区扩散,这种情况的发展导致了卫星城的出现。
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要慢得多,尤其在1978年以前,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制约;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域转换;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
这种城市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的“二元社会”,即由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
而到了1978年以后,由于知识青年、下放干部返城,经济发展等原因,城市化进程开始提速,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年均提高0.85个百分点,是过去的两倍还多。
到了九十年代,城市化进程稍微有所放缓,但每年也有0.4%以上的增长率,1998年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2014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提高到54.77%,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城镇人口的所占的比例就翻了近三倍。
而美国在此阶段的城市化率仅仅从73.6%提升到82%而已,所以研究美国现在的城市化进程并不能给中国带来太多借鉴作用,反倒是应该研究他们过去的历史,尤其是1920年前后,美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的阶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都要照搬他们当时的做法,明明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干嘛不拿来用?而是要研究他们当时所出现的问题,依旧后世是如何解决的,这样就能形成一条完整地脉络,发现问题并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像大城市住房紧张、环境恶化、交通混乱等问题,美国过去曾经发生过,中国将来也肯定会发生,他们早期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后来又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我们在做城市规划的时候又应该怎么做?才能在解决群众需要的同时,又不会出现美国那样的错误?
已经是摸着美国过河了,那肯定没必要在美国摔倒的地方再摔一次,咱们想办法把这个坑提前填好,或者直接绕过去,就能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当然,美国的经验也不是万能的,比如在中国的城市规划中经常遇到的老建筑保护,在美国这边就很少遇到,所以还得去其他国家学习,比如英国、法国在老城区改造和古建筑保护方面就有着丰富的经验。
中国的人口密度要比美国高得多,很多在美国不是问题的问题,到了中国却成了天大的问题,这就需要参考人口密度较高国家的经验,比如日本。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算是规划师们做了非常符合城市发展需要的规划方案,能不能得到认真执行还不好说,因为城市的未来规划可不是由这些规划师决定的,这既是科学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高育良来吕州了,他对城市规划肯定有自己的想法,我看在月牙湖盖个美食城就很好么!然后李达康又来了,在月牙湖盖美食城完全不合理,我们要保护环境!两位大佬这么一吵,规划师们就只能瑟瑟发抖了。
按照合理的方式,城市规划应该适当超前,并且严格执行,但这只是理论上的概念而已,在实际操作中,城市规划方案却经常会沦为“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命运,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
许多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实不是规划方案的问题,而是各种因素导致了规划方案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
有些事情是林楼暂时没办法改变的,但有些事情还可以做一做,先利用从美国、法国、日本等国搜集到的资料,来为自己的方案提供佐证,慢慢积累的声望,等自己的论断一一被证实之后,其它人再想改自己的方案恐怕就得认真考虑考虑了。
而且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