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个骄傲的小孔雀一样，挺胸抬头的走出去教室去了，留下刘为民说，“她都可以不还老师钢笔？送给她了？”
那个时候的钢笔很贵的，我用的那个还是家里很旧的一支。
后来有个我们队里的同学，邹文和跟他说，“刘为民，难为老师都说你聪明，你想想，邹红艳姓什么？”
“邹啊！这还用说？”
“老师姓什么？”
“也姓邹啊，这有什么奇怪的吗？你还姓邹呢？”
“哈哈，对啊，老师姓邹，邹红艳也姓邹，你想想？”邹文和在引导刘为民的想法。
“哦？ 啊！哈，我知道了，教语文的邹老师，就是邹红艳的叔叔，对不？”刘为民恍然大明白。
邹文和也乐了，“真笨！”
我后来找时间瞪了一眼邹文和。
我在三大娘家住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两个堂哥每月回家一次，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就回家睡，他们走了，我再去陪三大娘，直到堂哥的外婆外公过来陪着三大娘我才彻底搬回家住了。
也是那个时候，跟两个堂哥走的近了起来，尤其大堂哥，喜欢给我讲故事，他们学校有个图书馆，他可以借书出来看，父亲让他帮忙借过很多小说，然后我有时候趁父亲不注意，偷偷的就把书看了，我看了好几本之后，才被堂哥发现，他批评我那些书对我来讲太深了，应该多看看课本什么的。
二堂哥在县里的一中，学习比在公社中学忙多了，每天都有很多题要做，尤其是初三的他，更忙，他说有时候连脸都不洗，早上起来就跑步，然后吃饭，吃过饭就要去教室上课了，晚上还要上课。
我说我现在在学校就把作业写完了，回家就吃完饭睡觉了；二堂哥很骄傲，我也很骄傲。
初二的时候，又有一部分人退学了，现在班里将将五十人了。
我们村正街一个女生，姓张的，就不上了，理由是她年龄不小了，而父母年龄有点大了，其实是她今年才十五岁，只是她家是外来户，上面有个哥哥，在村里老是被人欺负，不是鸡丢了，就是她家地里的庄稼被祸害了，她父母就想给她从村里找个人家，赶紧结婚，这样就可以庇护着一点父母和家里。
听孙永荣说，张同学家里给她找的是一家特别特别穷的人家，但是兄弟很多，这家十个儿子，要跟她结婚的是第五个，比她大六岁，也姓孙，是东南角这一片的大户，前面四个儿子都结婚了，甚至老大和老二的孩子都比最小的八、九、十叔叔都大几岁。
我们唏嘘了很久，十五岁，就要结婚了哦
叔叔知道这件事后，告诫我们，一定要努力读书，还把他自己当做榜样，如果不是当初书读的多，怎么能做老师呢？
实际是如此的。
我父亲现在还不是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地里土里刨食吗？
当然了，也看机运吧。
这一年，堂爷爷家的小堂叔就去县里的一个饭店上班去了，是县里那个二堂伯家的大娘给找的，大娘在商业局，是个领导。每月有收入，对于一个花销不大的村里的家庭来说，是非常了不得的。
我家今年夏天养了一次蚕，秋天母亲、父亲和姐姐又养了一次，虽然两个来月很累，但是能挣到钱，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入秋的时候，姐姐他们一群人已经不能再出去卖冰棍了，跟着养蚕，还能做家里和地里的活，两不耽误，只是这一年姐姐很累很累，长高了，但是比较黑，还瘦。
为了鼓励姐姐，母亲让父亲给她买了一块警蓝色的布，学着别人的警服样子，给姐姐做了一件上衣，姐姐还想要个塑料的腰带，两角六分一条，姐姐磨着母亲好久，母亲才同意。
父亲最初是不同意买的，他说一斤白玉米才一毛二，买个腰带要两角六分？不值得，不给买。
还是母亲劝了好久，细数姐姐从去年开始，一直出去挣钱，从来不自己乱花，然后今年又天南地北的每天两百里地的卖冰棍，多辛苦云云，父亲才同意。
姐姐挣的所有的钱，哪怕是一分贰分，都是给家里的，不像别家的孩子，自己挣钱自己留着的，父亲有句口头禅，“给我吧，我都给你攒着呢！”
姐姐很倔，但是姐姐很乖，也体谅父母的辛苦，从来没说过自己挣钱自己拿着的话。
家里的生活相比之前，确实松泛了很多，父亲提出来买一个收音机，母亲大多时候是听任父亲花钱的，因此收音机也买回来了，那时候正在播刘兰芳讲的评书，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听。
偶尔周末我在家写作业的时候，也听着评书，边听边写，父亲看着就呵呵笑，母亲就数落我们，“你看看你，多偏向老二，老二想干嘛都干嘛，你都不管，老大买个裤带你还说三道四的。要是老大在那里边写作业边听评书，你早就开始制止了，到老二这儿了，你就不管了。”
再后来想听了，我就偷偷的拿着收音机，去东屋小声的放着听，不让他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