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天中最高兴的是，盼着姐姐回来，一个是她回来了卖不完可以吃冰块，二个是可以在旁边看着父亲和姐姐数钱，钱大多是硬币，一分的，二分的，五分的，偶尔有一毛钱的纸币，如果有贰角或五角的纸币，就高兴坏了。
数钱的时候，都是一块钱一堆，先从大到小的排着，五角的、贰角的、然后是五分贰分和一分的，一堆堆的，全部排好了，父亲和姐姐先把本钱拿出去，剩下的就是当天挣的了，那时候多的可以使几块钱，少的时候挣几毛钱，还有赔钱的时候。
挣钱了，父亲很高兴，当然我们也高兴，如果赔钱了，他就拉着脸，我们也就悄咪咪的眯着不敢说话。
有时候算算姐姐一天光骑车，就得两百多里地了，还不算走街串巷走的，整个夏天，她累的又黑又瘦，虽然带着草帽，但是架不住伏天炽热的太阳啊。
姐姐大部分时间都是北面那个矿区附近的镇上卖冰棍的，慢慢的也跟那边的人熟悉了起来，偶尔有一天或两天不去了，再去卖冰棍还有人问她怎么没来。
她不太爱追着赶集，人多，但是未必卖的快，而固定的村子，大致固定的人群，每天花着大致的钱。
我听到过姐姐跟圆圆他们说，“唉，要是什么时候我可以随便吃两根五分钱的冰棍该多好啊！”即使她卖冰棍，也不舍得吃的，一厘一根进的货都舍不得吃，何况可以卖五分钱的？
这个暑假，母亲和父亲养蚕，姐姐卖冰棍，只有我和小妹两个闲人，所以很多活我们就得做了。
我记得有一次，红薯秧子该翻了，父亲和母亲要撸桑叶，姐姐去南面县城进货去了，我说不想去翻秧子，然后父亲跟我说：“家里的活，让你挑，撸桑叶你不会，还背不动！卖冰棍去，你不会骑车！你说能干啥？”我被怼的没话说，只好说去翻红薯秧子，可到最后，小妹还不想去，我气昂昂的自己去了。
我一个人，背了一个粪筐，拿 个镰刀，雄赳赳气昂昂的走了。
到地里，一看二十多根垄，看着就发愁，两边是四根高粱垄，把风都挡住了，虽然本来风也不大，太阳明晃晃的照着，看着红薯秧子的叶片上都冒着热气。
生气，难过，眼泪都流出来了，觉得自己真命苦，但是认命的蹲在地头开始翻，干着干着，也不哭了，顾不上了。
汗水从脸上沿着脸颊集中到鼻头上，再一滴滴的落到土里，没有一点声息；眼睛被汗水淹了，涩涩的，也顾不得用手抹，手上沾满泥土，勉强用袖子蹭蹭，一会还会流下来。
随着太阳的升高，阳光也越来越强，汗都已经落不下来了，我想应该是刚出来就干 了，后背和胳膊是痒痒的，我干脆脱了上衣，穿个背心继续奋斗。
把垄沟里的草还得薅出来放，放一边，回头背回家，一不小心拽断的红薯秧子也要放好，背回家喂猪。
出来着急没带水，感觉嗓子都冒烟了，可是还有五根垄，看看太阳已经到正中了，又不想回家，我想着老不回家，会不会有人找我来？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真能干？
我继续翻着，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躺到高粱垄中间，在仅有的阴凉处，歇息一下，不知道躺了多久，也许几分钟，再爬起来，更觉得腰酸背痛，哪哪都刺痒的难受。
我咬牙坚持着，告诉自己一定要全部翻完再回家，不然这些活也是自己的。再后来，觉得又热又饿又累，看看太阳都有点偏了，还有一根半垄，我把外套顶在头上，这样太阳就不那么的晒 了，等最后一根垄翻到头的时候，我突然一下瘫在地上，仰起头，看着明晃晃的天空，一丝云都没有，也没有风。
瘫了一下，再爬起来，去捡地里的草堆和红薯秧子，都放粪筐里装好，拄着镰刀，觉得自己跟王寿昌也差不多了，一瘸一拐的。
走起来了，觉得有点风了，把外套从头顶上拿下来，就更觉得凉快了很多，我都不知道走了多久，半路上都没遇到一个人，等我到家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小妹他们都吃完了，我觉得我可可怜了。
我的后背刺痒的厉害，把粪筐放到前院，跟母亲说我后背刺痒，让她帮我看看，她说，“啊，出痱子了，养两天就好了。”然后给我准备饭。
父亲问我，“你这么久没回来，是不是都翻完了？”
我说“嗯。翻完了。”然后就开始吃饭。
他们没有人表扬我，我觉得我很能干啊，那个时候应该是已经下午一两点了。
下午好像我回来没多久，姐姐卖冰块回来了，全部卖完了，姐姐兴高采烈的，把自行车放在那里，把钱往炕上一放，告诉我给她把冰棍箱子里的棉垫拿出去晒晒，我都没理她，她问怎么了，我还是没理她。
母亲在一旁说，“我去晾吧，她赌气呢！把北疆那块红薯地，全翻完了，刚回来一会儿。”
母亲出去晾冰棍箱子里的棉垫去了，我坐在那里，都没围观数钱的动力了。
姐姐喊我，“艳，过来帮我们算算，今天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