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里，跟我父亲母亲相处不错的人家，都会拿点东西去看望外婆，顺便跟我外婆待会，聊聊天。
田家庄这边，二舅舅、他哥哥、五堂姥爷、二玲子他奶奶、刘希平他们家，好多人也都派了人去我们家看望外婆。
外婆有点上火，说是她耽误了我，这么小的丫头，天天走路上学，中午还得自己做饭吃。
有人知道我姑姑嫁到田家庄的，都问怎么不去姑姑家住？
（现在回头想想，这就是道德绑架，需要问自己凭什么去人家吃住？）
五月中旬的时候，有一天，姑姑去学校找我去了，说让我去她家吃住。
（估计是听到了风声，虽然这个风，不知道是从田家庄刮起来的还是从邹家庄。）
我回家跟父母说了，他们都不太愿意，可外婆希望我可以住到姑姑家，她说现在庄稼开始长的快了，一个小丫头来回走五六里地，不安全，还说他那里有粮食，可以给我姑姑家。
其实我没跟他们说的是，就在前几天，我上学路上，路过一片玉米地的时候，看到一条蛇，躺在路上，虽然是死的，我还是很怕，跑了五六分钟才敢慢慢的走起来。
等我晚上放学回家的时候，那条蛇已经不在路上了，不过还是怕的不行。
不知道后来怎么想的，反正是父母同意我去住姑姑家了，外婆让我从她家拿了半袋子玉米面给姑姑，袋子是过去那种自己用棉布缝的袋子，不是很大，但也不小。
先前，刘希平家、二玲子的奶奶都邀请我去她们家住，但是外婆都不同意的，别说父母了。
于是我住到了姑姑家，她家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一个八岁，叫凤，已经上学了；一个四岁，二凤；儿子才几个月大，叫海。
外婆嘱咐我，到姑姑家要听话，不许淘气，要帮着姑姑干活，需要带孩子的时候，帮忙看小孩。
我点头，姑姑的婆婆有时候也会帮忙看孩子，那个老太太我叫三姥姥，人特别慈祥，总是笑眯眯的，姑父和他母亲很像，总是笑呵呵的。
我不用自己做饭了，时间富裕很多，有时候就带着凤爬树，姑父家院子里两棵梨树，一棵苹果树，二凤就跟着在后面哭，姑姑就会骂我和大凤。
我都是周日不上学的时候，回家看我外婆，外婆除了不会走，不会做，别的都还好。
到六月的时候，天开始热了，庄稼地也高了起来，外婆都是嘱咐我，回家不许贪玩，路上要注意安全。、
这个时候，村里推行了一种政策，是所谓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队里的庄稼地，按人头承包给每家，每家负责除草、耪地、负责秋收，然后把一定的粮食交给队里，剩下的就给个人了，村里有的人，一点都不信能这么干，所以地分到家了，也不管草，更不管耪；不过队长也不管，他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信这个政策。
不过父亲和母亲很老实，分到了手里，都会按照农事去做事，该除草除草，该耪地了，一点都不偷懒的耪到位，听说长势确实不错。
母亲下地了，小妹就跟外婆在家里玩，几个人各得其所。
我们教室还是那个简易房的，也还是自己的小板凳，在自己腿上写字。同学跟我也熟悉了很多，偶尔会闹着玩。
有一次上午大课间，我跟旁边那个苗福成因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他骂我，我就骂他，他推我，我也推他，手劲一点不比他小，忽然他拿起铅笔，就冲我扎了过来，我拿右手一挡，铅笔尖就扎到了我手掌里，当时血就出来了；我没哭，左手一翻，拿起我的铅笔，就扎上了他的大腿，顿时血也流出来了。
因为这个时候，男生都已经开始穿短裤了。
刘希平一看，我手掌流血了，立刻也跟着动手了，苗福成后面那个苗青芽，也跟着动了手，我们一群人，胡乱的开始打起来了。
等老师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打了，我用左手捂着右手掌，苗福成右手捂着大腿，两个人的指缝里都往外流着血。
老师喊着我们几个凡是动手的都去办公室，呼啦啦去了十来个，到办公室，给几个老师都吓一跳。
一问，根源在我和苗福成，可能是我没经意地碰了他一下，或者他的书包，反正他的书包掉地上了，他就开始骂我，我就还嘴了，然后他拿铅笔扎我了，我一挡，被扎了，然后反手就扎了他，都流血了。
别人，都是跟着打酱油的，变成了“帮派混战”。
有几个老师摇摇头，出去了，剩下于老师和耿老师，还有我们这一群“混混头子”和“混混”，于老师他们俩也不问我们什么了，准备拿着书去上课了。
第三节课，我们这群“英勇的战士”没去上课，因为老师没让我们走，所以留在办公室“陪着”几位没课的老师办公。
不过但凡有不知道什么事情的老师和一进来，必定问是什么事情，因为队伍很浩大；听说是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拿着铅笔互扎，都觉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