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超凡是个西中医汇通的高手,他对于中医理论并不比一个中医本科毕业生精通到哪里去,但是这不影响他开起方子来,得心应手,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他用大柴胡汤治疗高血压,用大柴胡汤治疗肝炎,还用来减肥,效果都不错。
而他应用大柴胡的标准很简单,就是少阳证+大便秘结。
这样用,对吗?反正用了那么久,摆事实,不能算错。
这就又引出了一个话题,学生跟教授的区别在于哪里?
相同之处是都是什么都不知道,学生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需要学习,而教授是教着教着发现什么都不知道了。
李介宾此时给三个大教授继续讲:
如内实已坚,则加大黄也是可以的。
其他条文也类似,例如:‘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呕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汤主之。’
细看这些证状,往来寒热原属小柴胡汤证,虽说热结在里,但是加大黄与否,还要由里实的程度来决定。
至于心中痞硬既要加枳芍以协姜夏,一般已能解决。如汗出很多,脉实证急,则加大黄,泻下存阴,极为必要。
故仲景对大柴胡汤只作七味,而注明一方加大黄二两,目的在于说明大黄不是非用不可的,而是一种酌情的加减法。
柯琴、徐灵胎二氏主张无大黄的理由是因下利而不可用大黄,其观点是明朗的,论据是切实的。这也是历代主张无大黄的共同的根据。
……孟超凡还不知道,噢,拉肚子还能用大柴胡汤?反正他是一次都没这样用过……
估计大部分中医,也都没这样用过。
李介宾耸耸肩,没觉得大惊小怪的。
用了,不代表这个中医就高明,不用,不代表这个中医就不行。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但是既然都讲到这里了,那就继续讨论一下。
大柴胡汤证中的下利是不是可以作为无大黄的根据呢?
李介宾的态度是——不可以。
下利一证,有阳性病理过程中的下利,有阴性病理过程中的下利。
如果阴性过程的下利,如太阳病脉弱手足寒下利清谷,以及桂枝人参汤证中的下利,当然是不可用大黄的。
假如是阳性过程中的下利,例如:“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疼,口干舌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这不仅是用大黄,而且有要硝黄枳朴并用而急进的。
按一个孤立的证,它只是一个证候的特殊病理反映出来的一个片面现象。
如果孤立地看一个证,是难以认识一个证的病理的,病理包括病因病位病性病势。怎么能根据一个孤立的证来论药呢!
伤寒六经辨证是从证候辨识,从辨中认识病性病势,据此而立法用药,不是对证下药如对号入座一般。
理解这个意义,方可与言六经辨证论治。
老刘大受震撼,他研究伤寒几十载,此时听起来李介宾的话,犹如醍醐灌顶。
李介宾讲话,三大教授捎带一个准研究生都屏着呼吸烧着cpu细听。
伤寒杂病论中里热下利而用大黄的案例不只一端。
大柴胡汤证三条都是少阳气机失调并发热结在里之证,大柴胡汤中大黄在所必用。方中脱漏大黄极有可能是佚文,《金匮》原方所载大黄二两可证明。
《伤寒论》中大柴胡汤方后的“一方加大黄二两,若不加恐不为大柴胡汤”十七字是后人注语,决非仲景文字。
《伤寒论》中这类注语不只一条,而语气、文辞很像出于一人之手。
如小青龙汤方后有:“且荛花不治利,麻黄主喘,今此语反之,疑非仲景意。”
又半夏散方后有:“半夏有毒,不当散服。”
又通脉四逆汤方后注:“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
如此等等皆后世读者注于方后之言语,而且此人是很有见识的,可惜了,无名氏,未在青史留名一笔。
想到这里,李介宾微微叹气,仿佛与千百年来那些才情之人共鸣。
大柴胡汤方后之十七字注语,句读与语意连贯完整,与证候的病理相合,与仲景“下之则愈”之辞意相应,与金匮本方相对照,因此而注曰:“一方加大黄二两,若不加恐不为大柴胡汤”。
再按大柴胡汤方大黄2两,约28克少一点,每服大黄用量不过 5-6克,为大承气汤大黄每服量的约五分之一,为大黄黄连泻心汤大黄每服量的二分之一少一点。
这个大黄的服量是不会产生显著的泄下作用的,只能是清热消痞调和胃气的作用。
至于因下利或因误下即疑虑大黄的医家,只是因为强调了片面的一证而忽视了全面的证候,注意现象而忽略了本质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