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钰摇摇头，道：“未必吧，朕就知道还有其他人有能力执掌朝政。”
王直疑惑地看向朱祁钰问道：“不可能，臣已经说过了，武人粗鄙鲁莽，阉人太过贪婪，朝政繁复，除了文人没人能处理。”
朱祁钰笑笑道：“不，商贾就能处理。”
“商贾不行。”王直摇头道：“商贾贪小利而忘大义，怎能将朝政大事托付给他们？”
“不，商贾也可担此大事。”朱祁钰解释道：“朝政最关键的就是赋税劳役，这些其实都和银钱有关，商贾若是掌政，必会想方设法牟利，朕只要控制好他们的手，不让他们伸得太长就无碍。”
王直仍旧是摇头道：“非也，非也，虽说朝政最关键的是赋税劳役，但是还有教化民心，商贾贪婪，若是由他们教化民心，那这天下人得成什么样子了。”
朱祁钰反问道：“王老爱卿，朕来问你，文信侯可是商贾？但是他却舍弃身家救回秦异人，若是秦异人没有回到秦国，嬴政也无法继承国君之位，天下也不能一统，到时候继续混战下去，天下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
“至于你口中的教化民心，朕也有另外一番看法。”
王直知道现在的这番谈话实际上是皇帝在和他交流治国理念，他必须要听下去，于是恭敬道：“陛下请讲。”
朱祁钰摆手道：“王老爱卿不必如此，今日朕就是和你闲聊而已。”
然后正色道：“文人所为的教化民心，其根本在于孔子的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腐儒解释为，百姓只需要遵照朝廷的意思去做便是，不需要知道朝廷为何要这么做，故而就有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
“但是。”朱祁钰话风一转，道：“朕以为，这未必是孔圣人的原意，而是后人曲解了而已。”
“陛下此言谬误，朱子云，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也说过，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陛下莫非以为程朱先贤是错的？”王直立刻反问道。
他也是正经进士出身，苦读诗书数十载，对于论语这类的经典自然是耳熟能详，随随便便就提出了质疑之处。
没想到朱祁钰却是摇摇头道：“朕并非是质疑程朱之学，朕只是想说，时移世易，为何如今的这些文人仍旧要以千年前的学问来治世？”
“孔子身处春秋乱世，周王室势微，大权旁落，所以孔子希望复周礼，重新强化周王室，以此来消弭天下战乱，让百姓得到安生，这也与儒家的仁爱和德治相呼应，其根本还是在于平息战乱，令天下太平。”
“但是王老爱卿不要忘记了，周时百姓是分国人和野人的，城内为国人，城外为野人，国人知礼尊礼，故而可由之，野人不知礼，故而不可使知之，因为野人一旦知了，那必然会对国人产生强烈威胁，这也与儒家的仁爱和德治相呼应，其根本还是在于平息战乱，保护国人百姓。”
“朱子则是不同，他身处南宋，那时候虽然赵宋皇室也是式微，但却是因为金人南下，赵宋上下需要团结一心抵抗金人，而但凡是人就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知道得越多，欲望就越多，故而那时候的天下百姓只需要知道要做什么，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没必要知道了，故而朱子所言，乃是贴合当时情况的。”
“程颢身处北宋，当时虽算不上是盛世，但也是天下太平，故而其言孔子立儒学，不是为了让天下人都能遵从礼教，而是希望即便天下人不知道礼教，但是也能遵从礼教来行事，故而才这么说的。”
“但是今天的情况和北宋那时又不一样，太祖夺回了燕云十六州，边关压力并没有赵宋那么大，朕也没必要像朱子那样凝聚天下人心一心对蒙元开战，朕需要的是天下文人能够有更多的英才为朕所用。”
最初的时候，太祖朱元璋还在，他下达的法令还可以勉强执行下去。
但问题是，他的继任者建文帝朱允炆是个白痴，登基之后崇信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在这几位大才的辅政下，朱允炆选择了削藩，即干掉手握重兵的各地藩王，强化中央集权，为了让天下人都支持他的行动，朱允炆自然对满朝文武有所优待，但是在那三位大才的影响下，相关政策还是不可避免地偏向了文人一方。
所以，在满朝文人，尤其是都察院都偏帮了地方士人之后，关于赋税和徭役的福利不可避免地扩散开来，将士人原本应当承担的赋税和徭役全都囊括了进去。
后来宣宗朱瞻基英年早逝，英宗朱祁镇幼年登基，朝政全都落入到了三杨的手里，三杨都是文官，自然不会客气，于是，投献这种直接挖大明根基的事情便出现了。
大明地方以家族为主，整个家族有一个人考上了举人，便立刻会有家族族长组织人将家族中的土地全都低价卖到这个人名下，商议好每年的地租和土地使用年限，民间谓之投献。
这种投献对于举人和族人都有好处，族人可以将土地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