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活开支，若是在京城，号称“桂玉之地”，百物皆贵，再加之各种必需的应酬开支，官员的家庭消费，明显会高出许多。
京城官员的消费，即使颇为俭朴，也需要每年将近100两银子，若是不加节俭，更是高达每年600两—700两银子。
又据历史上李延昰《南吴旧话录》的记载，稍为普通的读书人，八口之家，在京城维持一年的生计，大致需要花费银子50两。很多初任官员无不陷于困顿的窘境，甚至导致“京债”的盛行。
以某些考中进士留守京师做官的人为例，他们的生计已是相当“空乏”，甚至不得不向他人“称贷”。
至于那些在京城候选末职的官员，更是穷困潦倒，很多甚至依靠做裁缝度日。为了偿还这笔债务，官员上任之后，除了“剥下”之外，只能“借库银以偿之”。
官员贪贿索赂，甚至盘剥百姓，盖有其因。毫无疑问，无论是穷官、冷官，还是清官，明代官员的家庭生计，仅可称之为“清贫”，实则与普通民众之“贫困”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换句话说，官员生计的清贫，是一种相对的贫困化，有时甚至是文人士大夫喜欢“哭穷”的习惯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