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结束，送别了夏洛特，冼耀文原地将身份切换到友谊公司的总经理，他要做点符合这次出差由头的事。
话说东洋在战争时期对电影可以说是严格控制，有出格的对话，剪，演员露大腿，不管男女，剪。在严格的审查制度面前，成片还没有样本戏活泼，也没有样本戏的艺术成就，基本上只剩“天皇万岁”。
好在1945年，那是一个夏天，东洋人民饿着肚子载歌载舞请来了太上皇，领导他们打下江山，建立了解放区，带来宽松的政治环境，电影也迎来百花齐放。
本来按照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经验，经济艰难时期，人们喜欢进入虚幻世界寻求安慰，电影、文学应该迎来大发展，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好莱坞大赚特赚就证实了这一点。
但这个经验在东洋却不怎么管用，战后的东洋依然保留着电影审查制度，虽不再追究藐视皇室之类的政治罪名，但如果有“伤风败俗”的画面还是要删的。
搞艺术创作的人都有一个通病，身体和脑子都容易发热，一发热就喜欢跟衣服较劲，不是脱就是撕，不然就是剪，特别是电影，有声音又有画面，若是不好好审查，那一定会是不堪入目、不堪入耳。
当然也有例外，好莱坞的艺术创作者个个都是道德标兵，三省吾身是日常，所以凡是美国电影在东洋都是免审产品，只有少数艺术探索影片留在内部批判观看之外，其他的直接送入电影院上映。
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发展多年，已经有成熟的机制，东洋本土影片是万万比不上的，对映画兴行这一环节的企业来说，比较喜欢好莱坞影片，对本土影片采取审慎的态度，哪怕这一类企业基本是大片场制度企业的子企业，映画制作的企业是兄弟企业。
[在东洋，电影叫映画，制作、配给、兴行分别对应制作、发行、院线（上映）。
比如非常知名的东宝会社，东宝兴行不怎么买东宝制作的账，要不是母公司压着，压根不想上映东宝制作的影片，就是不情不愿地上映，也不会给出好档期。
这就导致东宝制作陷入亏损，对投资拍片更为谨慎，缩减了拍片数量，进而开工不足，六七千职工的生计成了问题，正所谓哪里有对薪资不满的人群，哪里就会出现工会，日共控制的工会闻着味哼着《国际歌》来了。
串联、组织、明确斗争纲领，只不过几天时间，一支人数达到5600人的东宝突击队建立，这是一支起义部队，也是一支不平凡的部队，可以称为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
突击队自打建立，就搞了一次抗议，见没什么效果，又搞了一次罢工，因为罢工领导者之一是三船敏郎，影迷众多，罢工游行之时不少吃瓜群众围观，影响极其恶劣，东洋政府自然不能容忍这种引发社会动荡的行为，所以，在屡劝不听的情况下，悍然出动警察进行镇压。
面对镇压，突击队临危不惧，有条不紊地退入东宝制作所，占据有利地形和警察对峙，并在制作所内挖掘四通八达的战壕，关键地点设置路障，铁丝网围得密如蛛网，警察发起几次试探性的冲锋，都被打得抱头鼠窜。
说到东京警视厅的警察，大多为战后招募，来源以平民为主，为战争服务过，有过从军经验和军事训练的凤毛麟角，且被美军解除了武装，没刀没枪，只有一根警棍。
而反观突击队，拥有三百多名上过战场的退伍兵，当中一半人隶属于驻扎在华北地区的部队服役，与八路军为主的抗日力量作战多年，比如原63师团机枪手，战后写作《陆军步兵漫话》的斋藤邦雄，就是其中之一。
斋藤邦雄1941年被征兵，不但在据点和讨伐中与八路军真刀真枪地交过手，而且一度担任旅团情报室干事，专门负责对八路军的情报工作。
这下子可热闹了，他整天阅读《实践论》、《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法》、反战同盟宣传和八路军的国际形势分析，斋藤竟然是越看越觉得有道理，据说，曾干过私放八路军情报员的事。
放没放过不是重点，关键是跟他一样懂游击战的人在突击队里不在少数，纸老虎警察又岂是他们的对手。可正当斗争陷入白热化，突击队内部自己闹矛盾了，有点文化的温和派站出来喊话：就算经营层都是王八蛋，我们也不能做流贼玩打砸抢啊。
那怎么办？
我们走，离开这片腐朽之地，去希望的田野上建立我们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于是，1947年，在大D同志的领导下，新东宝映画制作所成立，一年后正式改号新东宝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宝说是中立，却是给了突击队致命一击，东宝的制作机能正因突击队而瘫痪，独立的新东宝苦于没有自己的配给渠道，双方一拍即合，新东宝制作、东宝配给的合作方式达成。
如此一来，突击队对东宝失去作用，东宝大手一挥，开除所有突击队的成员。突击队的头头见罢工罢出这么个结果，也只好解散突击队，大家自己找饭辙去。
东宝和新东宝合作了一年后，内部要求恢复独立制作的呼声高涨，在去年的一次临时董事会议上，原社长被解职，主张独立制作的新社长上位。当东宝找到新东宝，提出修改双方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