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征发徭役时，义军不仅会给服役之人提供口粮，还会补给一定数目的工钱，而非像大明那边一样让大伙儿自备干粮去白干。”
刘升其实原本想要直接废除徭役的，却在李长文的劝说下改变了想法。
首先，征发徭役本就是朝廷集合民众力量做事的主要手段，如果放弃征发徭役的权利，很多事便很难完成。
况且，即便是后世的民众，也未必都是明理践行之人，更别提此时的民众了。
如果不能征发徭役，某些事即便朝廷出钱雇佣，百姓也未必愿意去做。
另外，朝廷做事需要的民夫都按市价雇佣，将会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
所以，在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前，取消徭役就是自取灭亡。
最后，民众在享有国家赋予权利的同时，本就该担负一定责任和义务。
比如兵役，后世发达国家都没有废除此项。
故此，徭役只能减少、减轻，不可能完全废除。
至于说，田税定为十税一，会不会太高，让移民们不满意，刘升并不担心。
通过他原先的一些认知，再加上李长文等人的印证，他基本了解了大明此时农民的税赋有多重。
很多人一提起明朝农业税，就会想起三十税一乃至四十税一的超低税率。
可为什么中后期农民负担那么重？
如果查看明朝田地税赋相关资料，必须要注意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条目——时间！
资料上都是写：某一年某地农业税率为百分之几。
为什么会写明年份？
因为大明各地农业税额每年都会变化——如果没变化，那肯定是相关机构和地方官府懒政，直接沿用上一年的。
大明对农业税的征收其实是定额摊派。
比如说，朝廷要求某省今年要交多少万石粮食作为农业税，然后省里分摊给各府，府里再分摊给各县，县里则往里甲摊派。
当然，大明朝廷也并非一点不灵活。
倘若某省今年多地受灾，粮食歉收，省级官员是可以跟朝廷在农业税额上讨价还价的。
比如说奏请减免某地农民税赋。
这种政策，在吏治清明，朝廷中枢及地方官府运转良好时，农民负担确实不算重。
可到了王朝中后期，中枢高层昏聩无能，地方吏治腐败，再加上一两百年来的土地兼并，三十税一的农业税就只能成为传说了。
比如，某省今年多地受灾，粮食歉收严重，可巡抚等高官因政绩等考虑，隐瞒不报。
再加上中枢高层昏聩不查，就会给该省定一个正常年景的税额。
接着各级地方官府开始摊派，因为贪腐、无能，税额该多的地方摊派却少，该少交的地方摊派数额却多。
官员、士绅免税，又往往是大地主，于是摊派下来的定额农业税大多落到了少数自耕农头上。
自耕农遭了灾，没得到救济，反而被官府逼着缴纳沉重税赋。
想想会有多惨？
曾经的富农杨万永就是这样被逼逃离家乡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对明末许多农民而言，根本就不知道三十税一这回事。
他们所面对的人是县里来崔征的吏书、衙役，以及帮着崔征的乡贤里长。
这些人只会告诉农民，今年你家夏税秋赋应缴多少，这运粮去京城的运输费及损耗又是多少，什么丁银、役钱、辽响、剿饷、练饷等又该交纳多少。
最后当着农民的面，算出一个“公正”的数目，并开条告诉农民，哪日之前必须缴纳齐钱粮，如果缴纳不齐，会承担怎样严重的后果。
就是这个看似“公正”的数目，却会让农民倾家荡产，甚至是卖妻子儿女。
如果只是卖了田地成为佃户，或许还能忍受。
可如果到了卖妻子儿女这步，就没几个人能忍了，要么拖家带口逃离家乡，要么干脆揭杆造反！
杨万永等难民逃离家乡，虽然主要是因为旱灾、蝗灾，可沉重的税赋，各种杂税摊派，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听大队长宣布了义军的税赋政策后，很多人先是一愣。
随即就不可置信的惊喜欢呼——
“太好了！真的只缴纳正税吗？”
“服役时真的包吃，还补给工钱？”
“···”
百姓们并非质疑，只是觉得政策太好，不敢相信而已。
杨万永觉得义军不可能拿这事开玩笑，于是趁着人群稍安静，问起他所关心的事。
“大队长，你之前说分了田地我们有使用权是啥意思？田地难道不是俺们的吗？”
“就知道有人会问这个事。”大队长笑起来，“俺当时听着也糊涂，特意向王总管反复问了。
这田地说不是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