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旨意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余玠与孟之祥所领导川军北伐成功的奖励，一切按照朝廷的规章制度来办，倒没有亏待他们。
如余玠从签书枢密院事（从二品）升为了同知枢密院事（正二品）；
孟之祥军职从12级的拱衞大夫变成了8级的中亮大夫，晋升开国侯爵，实封一千户；
其余诸将官也都有晋升为贵职，就连艾忠孝也成为了刺史。
朝廷知道他是色目人，但朝廷很大方，立功必赏，如杨怀远也做到了防御使，都是中高级武官。
但是！
圣旨的第二部分则是要求四川制司今后不可轻举妄动，谨守实际控制线，军队无诏不得轻动！
这是给川军上了笼头啊！
孟之祥冷笑道：“胡人南下在我关外牧马，我们能忍吗？胡人在仙人关外建城、屯田，那我们打还是不打？”
“还有啊！”他指出道：“我们给予鞑靼人一些挫折，鞑靼人的元气未伤，他们一旦在川外绕道而行或者贴边而行，我们打还是不打，难道我们坐视他们入侵大理？”
孟之祥嘿然道：“真是做得坏事多，就没有好报，我在临洮城外连续摸了鞑靼人两次屁股，现在就等着鞑靼人来抄我屁股（打下大理）！”
余玠脸色难看地道：“谢德方（谢方叔的字）误国啊！”
他想到恩相赵葵的倒台，就是谢德方“居功甚伟！”
赵葵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受其父赵方的影响（注1），主张强兵御辱，抵抗外敌。而谢方叔进士出身，在对外关系上主张以和为贵，反对轻易挑起战端。由此政见不和引起双方争斗。
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谢方叔深知如果赵葵继续把持相位，他的治世方略只会束之高阁，政治抱负也难以实现。为此，谢方叔联络其他主和人士，攻击赵葵不是科举出身，以所谓“文臣武将”、“宰相须用读书人”为理由，排斥赵葵任相。
最终，在淳佑十年（1250年），赵葵右相兼枢密使的官职，全被罢免，之后，待郑清之去世后，谢方叔成为左相兼枢密使，朝堂由他说了算。
如今，他的魔掌伸到了四川！
余玠咬牙坚定地道：“不行，我得上奏向官家申诉！”
孟之祥无奈地道：“也只好如此了！”
他不方便上奏，甚至不能随便发力，因为他是武将。
在大宋，是文官都武将打仗。
在大宋，军国大事是文官说了算！
余玠对于朝廷旨意不满，即刻上奏，主要就是孟之祥所言鞑军的动向可能性，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以前他直言不讳，深得官家欣赏，官家极为宠幸余玠，曾对余玠说过“卿人物议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这样暖心的话。
再有就是认为余玠“应事干机速，许同制臣公共措置，先行后奏。寻诏四川官吏、军民等。悉条陈大计以闻。”表示了对余玠的信任。
如今却是风水轮流转，官家不是以前的官家了，以前，鞑靼人攻势凌厉，官家自然要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姿势。
由于前线帅臣的努力，主要是鞑靼人内部纷争，难成威胁，官家放下心来，不以鞑靼人为患。加上他宠幸阎妃，嗜欲怠政，诚如孟之祥所言：“变心了！”
余玠乃行伍出身，长于攻守而输于文采，故“凡有奏疏，词气不谨”，理宗看了很不是滋味。
就是说直男余玠说出来的话，官家不爱看了。
余玠还是以前的余玠，但官家不再是以前的官家了！
所以，余玠所请，注定失败，并且，他渐渐失去了官家对他的信任！
朝廷的变化，孟之祥有耳目在京城，知之甚深，他认为官家是小富即安，不敢惹事，鞑靼人不来打他他就念阿弥陀佛了。
孟之祥给余玠提出建议，一是加强边境防务，鞑靼人若来寻衅，则必定反击；二是准备军队入大理。
余玠再上折子，据理力争，再有他加入了了解到的鞑靼人在淳佑十一年已经换了新大汗，表明鞑靼人内乱结束，必须加强防备。
再有，我大宋泱泱大国，若鞑靼人上门寻衅，岂能不加理会？
朝廷最终批复是：敌若衅我，我必反击，但不必到敌境内打草谷。
至于是否派宋兵到大理，则没有明确的指示，含糊其词，没说出兵也没说不出兵。
这也是朝廷一贯之举，很多事情都是扯皮，不给明确答复。
朝堂上的纷争，只局限于四川上层，孟之祥回到成都，传达了朝廷的旨意，给予临洮城立功将士的奖赐，他另外开出赏格，如艾忠孝杀王，孟之祥私人掏腰包，给予一个“生辰纲”，即十万贯钱也，孟牧劳杀了个都元帅，给半个生辰纲，主要是给第一次和重大立功表现，倒不是全面发钱。
如果全面给官兵赏钱，他也支持不起，且无必要，传到朝廷耳中会出妖蛾子的。
他一如既往地训练兵马，发展经济。
大家都知道“鞑靼人亡我之心不息”，必须训练好军队，做好备战的准备。
所以，各地军队热火朝天地训练起来，作为制置副使，孟之祥担负起更多的军事责任来，到各地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