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公章，另一派宣布那公章作废，另刻了一个“真正有效”的公章；而前一派又砸了后一派的“勤务组”办公室，“没收”了那枚“伪章”，于是后一派在当晚又加倍地报复了前一派，把两枚印章都夺了回去。自然经历了一番乒乒乓乓、稀里哗啦，有人“轻伤不下火线”，有人“英勇挂彩”送入医院。还好，尚未有人“光荣牺牲”。
血红的夕阳掩映着杂物狼藉的战后场地，不见黄花分外香，唯有浊气冲霄汉。杜祖荣小心翼翼地踮脚穿过战场，直奔澡塘而去。原来澡塘也刚经历过“风云突变”。门口一片玻璃碴子，门侧一纸“夺权声明”，还有一块纸牌：“暂停营业”。杜祖荣浑身骚动着一阵阵从未体验过的刺痒，只好灰溜溜地回到自己的宿舍。
两大“造反派”终于意识到，印章是虚的，关键在于麾下有多少人马。一派终于说动了杜祖荣，发给了他光荣的红袖章。他戴上了不到半天，另一派便刷出了《杜祖荣何许人也？》的大字报，他看到那每字一尺见方的大标题直发懵，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何许人也”了。
大字报颇有威力，因为赵戈英已经“反戈一击”，加入了另一派，以“确凿有据”的事实，说明“走资派”如何包庇了杜祖荣这个“浑身散发着资产阶级臭气、抗拒思想改造、形迹可疑的坏蛋”。
几天之内大字报升了几级。**是有一天用特大号字公布：“已查明杜祖荣每天到澡塘去，是为了同现行反革命分子冯二有会面，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在一起发泄反革命怨气……”
冯二有便是赵戈英看见过的那位有络腮胡子的胖汉，此人确已被所属单位揪出，而且经过一系列触及皮肉的批斗和提审，最后确实写出了承认与杜祖荣在“澡塘”共同发泄反革命怨气的“坦白材料”。
杜祖荣找到本派“勤务组”，涨红了脸进行解释：“我们就是一般的澡友，从未说过反动话……”但是这一派的“勤务组”经过紧急商议，还是贴出了开除他的公告。
开除就开除吧。可怕是两派之争又从争夺“中间派”发展到了揪人竞赛。谁揪出的“反革命”多，谁就最革命。先是揪对方阵营中的，然后便发展到“大义灭亲”。
杜祖荣再次成为两派争夺的对象。不是争着发给他大红的袖章，而是争着往他脖子上挂黑牌子。终于，他还是被发过红袖章给他的一派率先揪出来了。他受的那些苦楚，凡与别人相同者一概从略不谈了。值得一书的，是往他身上泼痰盂水，然后绝对禁止他洗澡。
他自杀过两回，均未遂。头一回活过来以后，往他身上泼了尿；第二回活过来以后，往他身上涂了屎。
他和我们一样，终于熬过了那噩梦般的岁月。
现在似乎一切都复归了旧观。那位领导同志当然不是什么“走资派”，照旧“嗯”、“嗯”地讲着话，发布着指示。赵戈英经一再找领导同志道歉、认错、检查、谈心、发誓、鸣忠，依旧当上了保卫干部，不过他并不觉得自己在保卫工作方面有什么教训值得记取。“红卫澡塘”的牌子业已摘掉，“清漪园”的旧招牌又挂了出来。而杜祖荣也依旧每天提着他的草编筐去澡塘子，往那水温最高的池塘里一泡就是一个来钟头。
只是那长着络腮胡子的红皮肤胖子冯二有，不知怎么再也看不见了。
二
在同一个单位里，还有一位中等身材的大脑门同志。
他似乎从来不洗澡。人们的澡票用完了，往往都找他去要。他乐于把澡票送给每一个向他要的人。
如果说，杜祖荣的洗澡成癖很早就招来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这类的谴责，那么，此人那不屑洗澡的“无产阶级生活作风”，倒也并未受到过赞誉。
开会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同他挨着坐。人们甚至时常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建议：“翟力丁，你快去洗个澡吧！”
还好，由于他没有别的问题，总算在“史无前例”中平平安安地挨到1973年。
到了1974年，轮到他倒霉了。倒霉的原因，是发现了他这个从不洗澡的人有了“异常举动”。最先发现疑点的，还是那位赵戈英。当时“批林批孔”正进入**阶段。天公仿佛也在积极参加运动，那一年的“秋老虎”格外厉害，给大轰大嗡的运动一个劲儿地加着温。人们坐在一起开会，几乎全是短装扮。有的男同志上身常常索性光穿个背心。不穿裙子的女同志也往往忍不住使劲往上卷裤腿儿。
而翟力丁却永远穿着长袖衣衫。实在热了，他也略微卷卷衣袖。但是，你永远想不出他穿圆领衫或背心会是个什么样子。他出汗又似乎比别人更多，在他三米以外坐十分钟，他的气味就足以使你的胃口倒上整整三天。
当时是“工宣队”当政，赵戈英已不担任保卫干部。但运动本身既然号召人们检举一切“怪人怪事现象”，赵戈英凭着他多年练就的超级“警惕性”，当然便格外注意翟力丁的行为。
终于，赵戈英发现，在天气最热的那几天，每到晚饭以后，翟力丁便躲进他那间宿舍，好久都不出来。这倒还不稀奇，稀奇的是他总是严严实实地拉上窗帘。而隔窗谛听，可以听出屋内有哗哗的水声。
从不洗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