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仰脖呵呵大笑，挺得意的。
我们俩就这么住了小一年，没闹过什么别扭，可也算不上很知心。我不大理解她。有一回问她：“鲁姐，你怎么不申请入党哪？”她似乎想也没想，就嘎嘣脆地回答我说：“再等等。”我好言相劝：“你都二十八了，下够不着团，上够不着党，不怕人家说你落后吗？”她还是嘎嘣地回答我说：“不怕。我才不落后呢。我等着十二大召开，看党章修改得怎么样。”嗬，她竟敢这么讲话！我再不跟她提这事儿了。她真够落后的，可她这落后跟一般人的落后也不一样。我真是常常闹不清她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上星期，我们车间头年退休的谭师傅病危住院了。他得的是因肺气肿而引起的肺心病，呼吸困难，幻视幻听。医院大夫跟家属和厂子方面明说：难以治愈，只能采取保守疗法，控制住发展。
当然啦，厂办公室、工会、我们车间，都派人去医院看望了他。我是代表车间去的。谭师傅瘦掉了半个人儿，脸上的每一处骨棱子都露了出来，眼睛像是掉进了坑里的两个螺丝帽；他不能平躺，只能斜倚着，嘿罗嘿罗喘得好痛苦；鼻孔里插着墙式氧气吸入器的管子，可嘴唇还是因为缺氧而变得发蓝；他一阵清醒一阵糊涂，清醒的时候就没完没了地念叨老八百辈子的事儿，还仿佛胃口特别好似的，又想吃这个又想吃那个，糊涂起来可就认不准人。
谭师傅老伴早去世了，他两个女儿都嫁到了外地，身边就那么个儿子。早就听说儿子儿媳待他不太好，可是我在医院看到的情况，大面上也还过得去，儿子儿媳给他买去了一斤苹果，也说了些个安慰的话。
反正有公费医疗和劳保制度保着，谭师傅的事儿，很快地大家也就都撂到一边了。
可是，前天下了早班，我回到宿舍，写了两个钟头的壁报稿子，也不见鲁姐回来。约莫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她重手重脚地进了屋，到屋便大声粗气地抱怨说：“累死我了！骑车跑了半个城，愣没买着蜜供！”
我莫名其妙地问：“什么？什么东西值当你跑半个城去买？”
她大模大样地往我的床上一躺，抄起我枕边的《中国青年》杂志就当扇子扇，解释说：“蜜供！蜜供都不懂，就是一种点心，长条的，金黄的，硬梆脆的，外壳包着糖浆的……”
“点心？”我很惊讶。因为我知道鲁姐是从来不吃零食的，她怎么会冒着“秋老虎”的炎威，骑车跑遍半个北京城，去买那么一种说到底也并不怎么神奇的点心呢？
“你买蜜供，给谁吃啊？”我问她。
她还那么躺着，顺势把两只鞋都甩到了床下，一边央告我：“好小玲子，劳大驾了，给我沏杯热茶吧！”一边拍着胸口，平息自己的喘息。
我就给她沏茶。她这才进一步解释说：“买给谭师傅吃啊。我又去看了他，他今儿个情况出奇地好，喘得不那么凶了，脸上又有了血色。他跟我念叨，想吃蜜供，想吃得不行。他解放后翻了身，头一回领上工资，就买了一斤蜜供吃。他说那滋味美得不行。现在他什么都不想，就想吃蜜供。他说：鲁丫头呀，我就指望着你啦。我跟儿子、媳妇说，他们不理我这个碴儿。我跟厂里来看我的头头脑脑、车间代表说，他们光是劝我：好好养病吧，听大夫的话，医院的伙食不错，蜜供那玩意儿硬邦邦的，吃了怕没好处……反正也是不理我的碴儿。哎呀，我活不了几天啦。今儿个好点儿，这叫作‘回光返照’，你当我心里不明白吗？我就这么点要求：吃一斤蜜供！你们怎么就不能应许我这么个心愿呀？……”
我把热茶放到床头柜上，笑着说：“嗨！这老爷子也是，吃一斤蜜供，这算哪门子心愿？你也真会凑热闹，就那么认真……”
鲁姐“霍”地坐了起来，气鼓鼓地看着我，把我沏好的茶一推说：“你少废话！还是什么宣传委员呢！你们成天喊的是什么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可事到临头，你怎么不做呀？”
“嗨，那是指对‘四化’做贡献，”我耸耸肩膀说，“你干吗扯到买蜜供上……”
“你呀！”鲁姐冲我斜斜眼，再不跟我争论了。
我也就回到桌前，继续写我的壁报搞。
可是，不一会我耳畔就响起了乒乒乓乓的声音，扭头一看，鲁姐把煤油炉搬到了窗前，擦着，并且又从床底下拉出了煤油瓶，搁到了窗台上。我不由问：“你这是——？”
她把头发一甩，望定我说：“有一个人，他把一辈子的血汗都浇到了咱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上，他就要死了，他想吃一斤蜜供，咱们活着的人，有什么权利不理睬他的要求？！咱们要‘四化’，要**，说到头，为的是个什么呀？”说到这时，她眼里汪着泪水。
我实在不理解，蜜供和**有什么关系？我正纳闷呢，鲁姐已经一阵风地出去了。
我把壁报搞写完时，鲁姐提着草兜回来了，她瞟了我一眼，便粗声粗气地说：“你瞧着办吧。要是懒得管，就请你先出去活动活动！要愿意跟我一块做蜜供，你就给我打下手！”
这话让我挺不高兴，可我也不便跟她闹僵了，就点点头说：“行呀行呀，你说吧，要我干什么呀？”
她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