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她的眉眼长得不俊，性情似乎也并不活泼。但是，有一天在传达室，报纸来了，我听见翻报纸的教师们议论说：“嘿，看见吗？人家许薇玲的散文登出来了！”“嗬，好几千字，能得不老少稿费吧？”我一听心里就往外喷酸水儿。什么，她竟能在报上登文章？我赶紧抻过张《北京日报》来看，可不，真是她写的。我想起头半年《北京日报》来学校组织过谈教学经验的稿件，我也交过一篇，但我们学校交上去的一篇也没发。没发就没发，大家都没发嘛，我也没往心里去。可是许薇玲的文章为什么就能发出来？她能高明到哪儿去？那散文我没读几行就扔到了一边，并且忍不住对身边的人说：“我最看不起这号报屁股上的豆腐块了，好好教书不结了，写这些个干什么？”
但是许薇玲竟接二连三地在报纸上发表着散文。自打这个现象出现以后，她每在我眼前晃过，我总能发现出她的一条新缺点，比如说神态清高呀，眉宇间有骄傲情绪呀，穿的棉袄罩衫颜色不正呀，笑声太浪呀，等等。我家里订得有《北京日报》，每回那上头有她的散文，我就总是迁怒于别的文章，整个不看，常常是当晚便拿来包东西，我老婆好几回尖声提醒我：“这是今天的！你别用，换张旧的！”我反而更使劲地把当天的报纸揉撕着，不这样我心里就像卡着根火柴棍儿。
几年过去，许薇玲的散文竟至于足够出一本小册子了，出版社来的编辑，找到党支部，说是要给她出个集子。这消息让我听到了，我忍无可忍，当晚便找到支部书记家，足足谈了两个钟头，我讲到反修防修要从杜绝修苗做起，许薇玲是棵什么样的苗子？不务正业、搞旁门左道，追求名利，既害自己，更害学生……我的呼吁起了作用，党支部建议出版社缓出集子，我注意观察许薇玲，她眼窝变深、嘴唇变薄、笑声减少了。但是有一天我在王府井大街上，看见她同一个穿皮夹克的青年兴致勃勃地走在一起，并且毫不避讳我，走过来打招呼，向我介绍说：“王老师，这是小吴，我的朋友！”我同那小吴握了手，满面笑容地同他俩开玩笑：“什么时候请我吃糖呀？要不要这就到百货大楼买点呀？”但刚一分手我便妒火中烧，好个许薇玲，集子虽未出成，美男子却已到手，她凭什么有这么好的运道？
不久那史无前例的运动就来了。风暴乍起，我也懵了。学校里刚出现红卫兵那几天，我忽然觉得每一个同事都可亲可近，包括许薇玲在内。记得中午在食堂吃饭，她恰与我同桌，她用勺子搅着饭，吃不进去，喃喃地说：“怎么回事儿呀？”我深有同感地叹息着：“是呀，这不乱套了吗？”但是又过了几天，当批判“三家村”的**席卷而来时，我意识到，目睹另一朵鲜花凋零的机会来临了。我找到红卫兵，他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我知道他们正准备贴关于我的大字报，我在政治课上“放过毒”，但是我愿意立功赎罪，我提醒他们“三家村”的走卒就在校园之内，他们一点就透，第二天，校园里就刷出了一米高的大标语：“把‘三家村’的黑走卒许薇玲揪出来示众！”在操场上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斗会，许薇玲被剃了个阴阳头，架到了台上，红卫兵们让她跪下，拿大瓶的墨水从她头上浇下来……我在台下屏住气，闭上了眼，两腿直哆嗦，我怕红卫兵因为我“放过毒”，也对我如法炮制；但是直到散会也并未将我揪出，我还是革命群众，回到宿舍，想到许薇玲这朵花儿终于也碾落成泥，我又产生出一种异样的兴奋，我觉得这种兴奋感与红卫兵“破四旧”中砸毁那些大街上的霓虹灯、那些庙宇中的彩塑时的兴奋感，一定是相通的，因而我认为自己无妨去申请加入红卫兵；我去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小将”们对我报之以哄笑，他们朝我扔出了一把又一把的粉笔头，我狼狈地逃回了自己的宿舍；我恨红卫兵，我恨一切比我强大的人……
3
我也住进了牛棚。这个内心的秘密我不说，敢打赌——一万年也不会有人猜得出：我在牛棚里的基本感情，既不是愤怒，也不是颓丧，而是更强烈的嫉妒——为什么冯尔定当了劳改队的队长？
我们被“小将”们押到了农村，交给当地贫下中农实行“群众专政”。“小将”们照例是并不与我们同劳动的，贫下中农也并无对我们实行“群专”的兴致，因此，一切权威反倒集中到了冯尔定这么个家伙身上。
冯尔定被揪出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解放前夕去过一次台湾，何用仔细分析，更不能听信他的狡辩之词，他当然非叛即特。我以为比之于我的资本家出身、政治课“放毒”以及“妄图混入红卫兵组织的政治扒手行为”，他要卑微得多，而“小将”们竟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指定他来当劳改队的队长。
我们有几天的劳改项目是掏粪、挑粪。冯尔定是个五十岁的胖子，一身囊肉，他挑着木头粪桶的那副喘吁吁的模样，真赛得过基督受难图。但是他是队长，焉敢懈怠？每回他总是掏个满桶，咬着牙，脚下绊蒜地煎熬着挑往晒粪池。不过冯尔定很会收买人心，就是别人挑多挑少他一概不管，除非明显偷懒，停止干活，他才四外望望，提醒你“干吧干吧”。这么干了两天，晚上回到我们住的破房子里，众牛鬼蛇神不免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