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和杨复光考虑到黄巢，劝僖宗忍着。
僖宗忍了，只让朝廷下诏驳斥。
翌年宰相王铎率军收复长安，高骈听说后悔恨万分。
李煴之乱爆发后，朱玫矫诏进高骈中书令，兼诸道兵马都统、江淮盐铁转运等使职，高骈本来就怨恨僖宗，于是接受伪命，上笺劝进，不断遣使供奉伪政权。
前年，高骈被刘匡杀害，高崇文的嫡系后人亦同步全部被杀。
这是正史的说法，那么问题来了，高骈有罪吗？
肯定有！
但，决不是割据东南！
根据《册府元龟》收录的时任宰相郑畋在中和元年三月发布的檄文，郑畋檄文中说道：“淮南高相公，会关东诸道百万雄师，计以夏初，会于关内。”
那么由此可知，此次出兵是中央既定计划。
既然是既定战略，高骈驻军扬州百日不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桂苑笔耕集》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佐证，其中收录了唐廷在中和元年秋天颁布的两道诏书，其中一诏明确指示高骈，非不必离任勤王，应当扼守江淮要地，以防黄巢逃脱。
僖宗原话是：“为朕全吴越之地，遣朕无东南之忧。”
那么由此可知，高骈主观上并非不愿入关勤王，最后也是奉旨收兵，正如他自己说的：“陛下远许分忧，不令离任，臣进退惟命，始终无亏。”
其实高骈无法北上的原因也很简单，一是受到了浙西周宝和徐州时溥这两大强藩的掣肘，二是唐廷判断高骈北上后东南必乱，所以最后以高骈奉旨收兵结束。
两唐书和资治通鉴这三部正史的相关内容，一可能是受了《广陵妖乱志》等丑化野史的影响，欧阳修和司马光等是史学大家不假，但当时是宋朝，一手史料不多。
旧唐书虽是根据实录撰写，但主编刘昫先后出仕唐和后唐，对故朝存在一定感情，另一位作者赵荧出仕朱梁，对唐朝没感情，写文的时候也就没那么多忌讳。
有人要美化，有人要照实写，有人照着二手三手史料写，这么一来，谁说的是真的？或者说，哪家是权威？
这也就导致很多说法存在争议。
二是为时代政治限制，当时中央主政的宰相郑畋与高骈素来不和，僖宗虽然对高骈请幸东南的举动不满，但真正促使僖宗下定决心放弃高骈的，郑畋恐怕脱不了干系。
郑畋是平定黄巢的大功臣，对故朝有感情的刘昫当然有动机给高骈加一笔黑料。
而且高骈后期昏聩是公认的事，后晋史官再在他两次上表请僖宗南幸的基础上说他意图割据东南，后人联想到他驻军扬州不前以及臣服伪帝的举动，当然会相信。
不过当李晔一番查找对证，发现情况不实。
如果唐廷真的认定高骈割据东南，那么高杰根本不可能在神策军当上都校，高济想在杨行密府中当上司马也不会那么顺利，高琼就不可能以科举出仕前往四川当县令。
根据现在朝臣的态度来看，也没人把扬州和河朔三镇同列。
李晔心里想着的时候，高杰的哭声也停止了，李晔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扶额叹息道：“常言四十不惑，高骈却是越活越糊涂，最终招致不幸，连累崇文公血亲一同被害。”
高杰恨恨道：“仲父好神鬼事，真是鬼迷心窍了。”
君臣二人交流几句，李晔正色道：“虽然高骈给祖父脸上抹黑，但高家世代忠烈不假，你在伐岐之战中也立功了，朕论功行赏升你为潼关防御使，但韩建认为不可。”
高杰眉头拧成一团，躬身拱手道：“臣愿为圣人效死，请至尊示下。”
称呼从陛下变成了圣人，至尊也整上了。
李晔淡然一笑，抬手虚扶道：“韩建敢阻，然朕意已决，朕准备立即让你赴任。”
不待高杰回应，李晔就继续说道：“但朕并不是让你去找张行思讨要，朕会拨给你五千精锐马步军，你就在潼关十里外扎营，朕已令黄元彰与刘过点四千天威军和你同行，他们也会在潼关十里外扎营，你们平日里正常操练士卒就行，不必理会张行思。”
高杰道：“朝廷无名驻师，臣恐潼关镇国军狗急跳墙。”
这是朝廷的惯用手段，我不打你，我就在你周围练兵，进行军事演习，至于假想敌是谁，自然有人对号入座。
高杰也知道李晔的用意，所以才担心镇国军狗急跳墙。
李晔笑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潼关匪患愈演愈烈，你们去山上剿匪就行。”
一边剿匪一边演习，韩建也找不出话说，除非他自己派兵剿匪。
等，就这么等。
等韩建主动把潼关交出来，或者忍不住跟天威军打起来，
火拼？来啊！
天威军都是打群架的好手，最喜欢打群架了。
要是双方真火拼起来，朝廷就有理由下场调停了。
李晔点明后，高杰当即谢恩承诺道：“臣谢陛下信任，臣一定为陛下收复潼关！”
“去吧。”
却说李晔刚夸完天威军，群架又打起来了。
朱雀大街上的一家酒肆，不知是谁带头，居然扎起了堆，吆喝叫骂之声时高时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