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国的愿望很简单，只要北上时楚国别来偷袭，越国依靠自己就行。毕竟楚国是大国，高攀别人还要人家出钱出力，不太现实。
楚国的想法也很明了，北上之事可容后再议，只要吴国别再来打扰。如果吴国想做什么，越国只要在后面做点小动作牵制吴国即可。越国的野心楚国是知道的，只要不威胁楚国的利益，楚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不排除适当的时候给予一定的支持。
所以，公子章被推为楚王，背后的逻辑是清晰的。
跟中原诸侯崇尚内斗不同，争霸的议题由北至南，此时刚刚抵达蛮荒之地。好比时尚从摩登之城到十八县，最后是山旮旯，t型台上已经过时的，山旮旯仍在追捧。
因为国力受挫，吴国又咄咄逼人，楚国不得不转变策略，借越国分散吴国的注意力，以便着手恢复其在淮河、长江流域的掌控力。
在同一时代的某个时点上，尽管面对的大环境相同，因为所处地域、历史成因、文化、外交政策的不同，各国面临的问题千差万别，需要解决的难题也各有各样，不一而足。
对楚国来说，世袭世爵虽能保证大权不旁落，却也阻碍了出身寒微者的晋升之路。别说普通人，核心圈子之外的都很难获得靠近权力中枢的位置。“楚材晋用”、“楚材吴用”、“楚材越用”不断上演，即是明证。这是对楚国长远发展不利的一面。
另一方面，楚国对用人身份的严格筛选使得权力紧紧握在公族手中，最大程度规避了众家世族豪强争相觊觎王位，互殴火拼的局面。
如此看来，楚国只要维系好同越国的友好关系，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便能专注自身的需求，做自己想做的事。中原诸侯基本都公室微弱，世家强大，根本无心外部事宜。相较之下，楚国的公室强大，优势明显。
环境对楚国显然是有利的。楚昭王在位，虽有“柏举之战”狼狈不堪的失国之错，也正因为如此，才没有出现骄奢跋扈，劳民伤财的败家之举。毕竟，败家子也是要有家底才能硬气的，恰逢家道中落，家徒四壁，只能节衣缩食，一分钱当两分来用。
连续两世都是幼君执政，不知是楚国的幸或不幸？或许，在专制集权的时代，唯一能寄望的只有外部。拥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如芒在背，虎视眈眈，恰似催促奋进的号角。不敢轻举妄动，不敢放纵恣意，如履薄冰，恰恰能渡过难关，杀出一条血路。
若是毫无威胁，形势一片大好，反而危机重重。
权力集于公室，生杀予夺一人操纵，毫无制衡，犹如驾驶一台没有设计刹车的超跑以100英里/小时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狂奔，想想就令人心惊胆战，惊魂丧魄。
从长远来看，楚国要感谢吴国，感谢晋国的联吴制楚。正是因为吴国熊熊燃烧的野心，楚国才被逼不得不求新求变，以期保住在南方的统治地位。
尊重对手，看重对手，其实是变相的激励自己，提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