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又放出空气说皇长子年幼,宜由李选侍以太后身分垂帘听政。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指出,皇长子已经成人,并揭露说,这是“将借抚养之名,行□□之实”。惠世扬更大胆指斥“李选侍原为郑氏私人,丽色藏剑”,并指责方从哲通过内监得贿,同她勾结。在这场争议中,郑贵妃、李选侍、方从哲不仅理亏,而且他们当时还没有掌握最高权力,所以东林党人终于占了上风。李选侍移出了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人支持下,摆脱了郑贵妃、李选侍的挟制,于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即位,是为明熹宗。
争京察
在围绕皇位继承权进行争斗的同时,东林党人同反东林各派展开了尖锐的权力之争。这表现于许多方面,主要是争“京察”。京察是明代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规定六年一次,称职者予奖或晋升,不称职者处罚或斥退。争京察就是争朝廷的人事大权。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的京察,由东林党人、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他在京察中提出要处分的人,有几个是首辅沈一贯的党羽。沈一贯的党羽钱梦皋等人受到包庇,未遭处分,而杨时乔反被严旨斥责。不过,东林党人和其他一些朝臣一再奏劾沈一贯遍置私人、欺上瞒下,沈一贯也被迫谢病不出,于次年退休。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京察时,东林党人、大学士叶向高主持朝政,这一次,齐、楚、浙、宣、昆等党一些人物被罢了官。但在南京则出现了另一种局面。原来明朝明成祖在1421年(永乐十九年)从南京迁都北京以后,仍在南京(时称留都)保留了一套中央官署。这次在南京主持京察的,是齐、楚、浙党方面的官员,他们排斥了所有支持东林党领袖李三才的东林党一派的人。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京察时,方从哲秉政,齐、楚、浙等党多居要职,于是又排斥了东林党人。终万历一朝,东林党人大部分时间不掌握朝政,所以在京察中基本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支持熹宗继位后,才受到重用。1623年(熹宗天启三年),当时东林党人叶向高是首辅,赵南星则以左都御史身分参与主持京察,他痛斥齐党亓诗教、楚党官应震等人,坚决罢了他们的官。
政治思想
一、反对空幻虚无、谈空说玄。
东林学派以东林书院为阵地,通过讲学、论辩、研讨、撰文、出书,对王阳明“心学”及王学末流在道德修养和认识论方面宣扬的种种虚、空、玄的主张和说教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从而推动了实学思潮的高涨。
二、提倡求真务实、实学实用。
尽管东林书院和我国古代其他书院一样,讲学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经史著述,但其不论在内容上、形式上和方法上都针对性、实用性较强,强调从实际出发,注重讲实学,办实事,有实用,求实益。这一点在东林书院的组织管理、规章制度、讲学和学术研究的内容、方法,以及关于东林讲学活动情况和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领袖生平言行的记载中,都有比较清楚的反映。诸如:《东林书院会约仪式》第一条强调,会讲属业余自愿性质,所以参加会讲的通知不必要求每个人都来参加。第三条规定,举行会讲时,主持会讲的会主由大小会公推产生,根据实际需要,由不同学者担任;第四条规定,每次会讲推举一人讲《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即“四书”中的一段内容,然后大家“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第十一条强调要尽量简化来与会的学人之间的交拜手续,不搞繁琐的礼节和形式主义。
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是东林党的三项具体主张。
明朝中期以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更加发展。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开始形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给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带来了新的影响。东林党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营工商的。他们有的人突破了传统的农为国本的经济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观点。如赵南星说:“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李应升反对关卡重重、商税繁多,要求执政者“爱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指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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