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良从军校毕业也有九年了，早已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和幼稚，也多了几分政治成熟，自然不会贸然推拒那些官员和同僚的饮宴邀请。
退一步来说，他若想在横关做一番成绩，也离不开地方殖民政府和警备司令部同僚的鼎力支持和配合，可不是在野战部队当中那般只顾打打杀杀，以勇武任事，就能将经手事务处理得妥妥帖帖。
警备司令虽然是由横关总督兼任，但具体军事部署和战时指挥权责却为担任军职的警备副司令履行。不过，各项后勤补给和日常物资的提供，却离不开地方殖民政府的支持，双方必须保持通力合作、互相协调的态度，如此才能维护和稳定整个殖民领地的有效运转。
另外，位于九州岛西侧的青丘岛（今平户岛）和安远岛（今壹岐岛）的亦为警备司令部管辖之内，承担上述两座岛屿的安全和防卫工作。
不过，以齐国在该地区的海上威慑力，当不至于有敌对势力敢于贸然攻击上述殖民领地，部署军力，纯粹是为了宣示其主权。
整个警备司令部仅有陆军一个营和地方驻防军一个营，兵力不到一千人，若是遭到日本的大举进攻，唯有据垒自守，等待外来援兵解救。
但初上任的李延良内心深处却对此有别样的想法，认为横关警备司令部的战略定位不能如此消极，而要积极大胆一点。
虽然，仅凭不到千人的兵力，并不能搞出太大的阵仗，但总要有所作为，锐意进取，给自己多创造一点机会。
几日前，在跟城中的商贾饮宴中，他了解到不少日本幕府和各地藩国的消息。
总的来说，幕府对国政改革的意愿还是非常强烈，想借着社会形态出现剧烈变动的背景下，进行一场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大政革新”，以此来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说白了，德川氏想要收权，准备剥夺地方大名的藩政权力，要仿秦国和北明那般模式，在日本全国实施“郡县制”，地方政府皆由幕府直接任命，建立真正“大一统”的国家。
对此，各地藩国的大名们自然是极力反对的。
凭什么呀，当年，要不是在我们这些藩国的支持下，你们德川氏能获得征夷大将军的名号吗？
没有我们藩国，幕府能名义上统治全国吗？
若是没有藩国分封，大名自立，这还是武家天下吗？
怎么着，你们德川氏现在想要将我们的领地收回，就不怕“战国”再起吗？
当年，延保之役（即齐日战争），德川幕府为了筹措高达一千五百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竟然强行将大部分赔款都均摊给各地大名，按照各自所领的石高多寡，每个藩国都要承担了一部分赔款。
像加贺藩、仙台藩、萨摩藩、长州藩等几个强藩，就“分”到了七十万两到四十万两的赔款份额，那些石高仅数千石的小藩也多多少少被摊了几千两白银，即使是分期三十年偿还，但也搞得诸藩怨忿不已。
当年，萨摩藩擅自招惹齐国，结果被人家揍了个鼻青脸肿，不仅连吞到肚子里的琉球给丢了，还被人给堵到家门口，万余藩军被打崩，最终屈辱战败投降。
你们德川氏倒好，不吸取此番教训，主动避让齐国，反而将人家的商船给扣了，船员也给杀了，以至于遭到齐国纠集一帮小弟上门围殴。
果不其然，战端一起，幕府大军一败再败，丧师数万，大坂、奈良、京都先后沦陷，最后被齐国逼到江户城下。要不是对方不想让日本彻底陷入大乱，说不定就一鼓作气攻下江户城，掀翻了你们德川的统治。
可你们德川氏在战败后，却将一切后果转嫁到国内诸藩的头上，替你一起扛事。
太不讲究了！
更让地方大名嫉恨的是，四十多年前，为了扭转国内金银不足的困境——其实，更多的是为了拯救濒临破产的幕府财政，德川幕府开启了一场货币改铸的金融变革。
也就是将市场上流通的金银货币掺入更多的贱金属，降低货币质量。
嗯，这在后世被称为量化宽松，也就是所谓的货币大放水。
据统计，在十余年的货币改铸过程中，幕府的改铸总额超过三千五百万两金，使得整个社会流通货币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
通过这一策略，德川幕府将改铸后的差额全部收入囊中。粗略估算，幕府仅通过改铸获得的收益在十年间里高达三百八十万两。
在此期间，德川幕府控制下的藩地年贡并未有任何增加，甚至在灾荒年景还有不同幅度的下降，但其却依赖货币改铸的利润硬是撑起了整个幕府财政的约百分之四十。
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德川幕府也经常沿用这一手段，以弥补饥荒时年贡大幅减少的缺口，并陆续建立了一支规模越来越大的全火器化的新军。
幕府仗着“国家大义”的名分，可以使用这般不要脸的敛财手段，可诸多弱势的藩国大名又能靠什么来缓解日趋窘迫的财政呢？
为了维持藩政，各地藩国除了极限压榨藩内民众外，那只能不断地向高利贷商人借钱，寅吃卯粮，利钱越滚越多，财政也是愈发艰难。
除此之外，幕府还无耻地卸下了整修国内河流堤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