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中午,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一家人吃了一顿团圆饭。与我们一起的还有堂姐和姐夫,因为今天下午就是我们离开的日子,一起走更方便一些。一家人其乐融融,氛围好不热闹,父亲一直在活跃氛围,总是不停地在说着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还有对我的嘱托,告诉我在外面要听话。听谁的话?当然是听堂姐和姐夫的话,毕竟人家带我出去的,不能给人家找麻烦。再有就是要好好干,回来点事儿,别看不出眉眼高低(东北话:可以理解成要懂得察言观色。),不能给姐夫丢脸。
堂姐和姐夫倒是毫不客气,对于这个小舅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期望,也没有什么想要扶持的心思,只是不咸不淡地闲聊着。“凡事靠自己,多看多听少说话。”当时聊了很多,但我记忆最深刻的只有这一句。我有一种预感,这次跟着他好像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但事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开工没有回头箭,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的堂姐夫身材瘦弱矮小,眼睛总是左右旋转着,说话的时候也无法让眼睛停止下来。尖尖的下巴,两腮已经塌陷,双鬓的络腮胡子,让眼前这个中年人带着一股子丑相。他年长我二十岁,我实在和他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至少现在是这样。他说的什么我听不懂,我说的他也不能理解,只能彼此附和着,坐在一起吃饭还是蛮累的。
没什么胃口,只能敷衍了事地吃着桌子上的菜,不能离开,因为不礼貌。什么叫如坐针毡,此刻我深有体会。母亲一直没有上桌,尽管我们轮番“催促”,但直到午饭结束,母亲终于还是没有上来吃饭。她一个人一直在忙碌着,屋里屋外地穿梭,偶尔驻足房间内,微笑着搭几句话,然后再次走出去。不过我看她笑得与平时不一样,少了一点发自内心的真诚,多了几分礼貌性的敷衍。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准备出发了。一行三个人背起了各自的行囊,踏上了征程。好重,这是我背起自己行李的第一反应,但是父母都在看着,所以只好硬挺着。两个大包估计得有五十斤左右,实在不好拿。背包还好可以背在肩膀上,但是那个装着行李的编织袋,只能拎在手里。咱是个男人,这点重量都无法承受,怎么能够让父母放心呢?
临行前父母站在门口送我们,没有什么多余的话语,只是简单的一句“照顾好自己”,我们便相互挥手告别。我拿着自己的行李,亦步亦趋地跟着堂姐他们向火车站走去,再也没有回过头。一个两百三十斤的胖子,手里拎着一个夸张的编织袋,背后一个大背包,就那样头也不回地往前走着。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独自出门,离开父母的身边独自生活。
到达火车站的时间是下午三点三十八分,我们急忙排队买票。在当时还没有流行网上购票,智能手机尚未被研发出来,所以只能用全世界通用的方式——排队买票。我们得抓紧时间了,因为终到站上海的一二三零次列车的开点是四点二十分。一天只有一趟列车,可以路过天津,错过了就要等第二天。为了不影响工期我们今天晚上必须到达天津。
临时买票实在是一票难求,同行还有几个人,不过我都不认识,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对夫妻,看样子是刚刚结婚不久,女的二十六七岁,难得三十岁左右。并不是他们有什么特点,只是单纯的好奇工地中虽然有女人的存在,但是又年轻女人还是很少见的。他们两个应该是最接近我年龄的人。刚刚过完春节,我已经虚岁二十了,其他人光是看相貌至少就比我大了二十岁以上。
我从裤子里的口袋中,拿出早已分开好的一百块钱给了姐夫,让他帮忙买票。好消息是我们买到了车票,坏消息是没有座位,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历经八个小时站到目的地——天津。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此刻已经人山人海,大部分人和我们一样拎着大包小裹,都是外出务工人员。在检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有序检票进站。算是历经“磨难”吧,终于登上了列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火车,对车厢内部充满了好奇,原来火车的车厢是长成这个样子的。还没有等我多看几眼,就被眼前的窘境所干扰。
因为没有座位我们只能站着,乘坐这一趟列车的人大多数都是外出务工人员,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行李。车厢内部的货架早已经放满了各种各样颜色的编织袋,我们上来得比较晚了一些,行李已经没有地方存放了。在始发站,我所在的这节车厢已经被人潮占满,不敢想象接下来路过的每一站会是怎样的情况。
此时过道上也站上了许多人,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都是没有买到座位的人群。我被挤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附近,行李没有地方存放,只好就那样立在我的身边。身后的大包就没有从肩膀上卸下来,就那样站立着,不敢活动身体。因为四周都是人,稍一转身就会刮到别人或是踩了人家的脚。其他人也是一样的,都不敢动。
列车缓缓开动,逐渐提速。借着窗外站台上的微弱灯光,最后看了一眼写着家乡名字的站牌儿,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车厢内明明全是人,但是此时我却感到了一丝孤独,身边的人都是陌生的,我想和人说说话,排解一下内心的不安。但是好奇怪,整个列车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很默契。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