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
等众人看向他俩，他俩已经无地自容了，两人以袖掩面，扔下几个铜板就逃出了茶楼。茶客们见两个武知远的“学生”如此狼狈，心里十分畅快，哈哈大笑。那个读公告人也摇头笑了笑，继续读了下去。
今天的大理寺的公告似乎是为了武知远而印的，大篇大篇攻击武知远的文章。那下面还有武知远的龌龊事情，读报人一篇一篇地念了下去。
“《武知远至道一年借官司勒索绸缎商人许荣义，敲诈五百金》...”“《武知远南皮任官三年，在沧州卫城妓院翠玉楼花费一千一百九十三两》...”读报人正读着，茶楼外面突然传来一片喊打声。众人转头一看，看到十几个衙役拖着武知远的旗牌，抬着武知远的轿子飞快地往县衙跑去。
那本该高高举着的旗牌歪倒在地上拖着，像是拖着一个累赘，本该大摇大摆举着水火棒的衙役像是丧家之犬，狼狈至极。轿子的后面，几十个本县的秀才、童生拿着大块的石头追着武知远的轿子扔，口中还大声喊道：
“砸死武知远！”“打死他！”“打死这个士林败类。”
在大宋朝朝，龌龊事情是可以做，但不能被说出来的。武知远是南皮士林之首，他的龌龊行径被曝光出来，南皮的士人们一个个都无地自容。年轻气盛的秀才、童生们撩起袖子，开始攻击武知远，清理门户了。
马路上嬉戏的儿童少年看着这情景这么有趣，也拿起石头砸武知远的轿子。石头不断向武知远的轿子飞去。抬着武知远的轿夫们跑得飞快，像是打了败仗的溃军，撒开脚步往县衙里逃去。
赵立精是静海县大田乡的农民。至道三年，因为被衙役欺压，他每年爬起来交纳的田赋都在增加，到最后每亩田每年要交一斗九升的田赋。他那时候被衙役欺压得十分贫困，过年都吃不上一口肉，就带着田地投献到同乡的袁老爷家了。
袁老爷是秀才出身，和县衙门里的户房吏司有交情，是不用交田赋的。赵立精带着田地投献袁老爷后，田地就变成袁老爷的私产，但还是给赵立精耕作。赵立精每年每亩地交纳一斗四升地的地租给袁老爷。
当时袁老爷和赵立精都十分高兴，赵立精签了地契把田地送给了袁老爷。
虽然土地不再属于赵立精，但至少每亩地少交出去五升粮食。赵立精的二十三亩旱地，一年可以省下一石一斗的粮食。这一石的粮食，可以让赵立精一家三口人过年时候做一套新衣，吃上一口肉了。
最关键的是，袁老爷说话算数，说好了以后不会再加赵立精的地租。比起那些贪得无厌不停增加田赋的衙役，这稳定的地租就弥足珍贵了。带着土地投献袁老爷的不止赵立精一家。袁老爷对投献来的农民收很低的地租。农民一个个跟风来投。
大田乡越来越多的农民投献到袁老爷家中，交田赋的农田就更少。那些没有投献到士绅门下的小农就要加纳更重的田赋，于是投献的人更多，交税的田更少，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几年，大田乡起码有两百多户没有势力的农民都带着田地投献到了袁老爷家中。袁老爷的田地越来越多了，渐渐成为了大田乡的首富。
然而到了咸平元年，事情变化了。咸平元年，天京新城的杨鹏改革税制，均平田赋，向士绅收税，原先免税的袁老爷也要收税了。虽然袁老爷审时度势，并没有把增加的田赋增加到地租里，没有向投献来的农民收取额外的地租。但天京新城的税务人员廉洁公正，每亩地每年只收七升一合的田赋。因此自耕农的田赋，只有袁老爷地租的一半。
赵立精不禁动起了脑筋。如果自己带着投献来的田地离开袁家，那每年可以省下一石五斗的地租！
其实不少投献到袁家的农民，此时听说了燕王的税收制度，都有了离开袁家的想法。但当初投献到袁家时候，是写了地契把田地送给了袁家的。如今地契在袁老爷手上，这不交地租，闹到官府去是要吃板子的。
但赵立精是什么人他的脑袋有多灵活他四处打听，知道燕王的政策一贯是保护小农的。到了九月，赵立精又听说，兴国伯在静海县设置了“大理寺法庭”，专门处理各种官司。而且这个大理寺法庭比县老爷还要厉害——大理寺法庭判的官司如果和县老爷判的结果不同，以大理寺的法庭为准。
袁老爷在县衙有关系，在兴国伯那里可没有关系啊。赵立精听到“大理寺法庭”这个消息，当时就有十拿九稳的把握打赢这一场官司，把投献到袁家的田地重新拿回到自己手里。
九月十五日，赵立精就带着媳妇和儿子，到法庭门外敲鼓打官司了。和县衙一样，花解语的法庭外面有个大鼓，要打官司的人击鼓鸣冤，法庭就会开庭。法庭的法官开了庭，在法庭上听完了赵立精的陈述，派人传讯叫来了地主袁秀才。法官仔细检查了地契，发现那二十三亩田的地契上确实没有交易金额，田地是在至道元年由赵立精赠送给袁秀才的。袁秀才虽然支支吾吾，但也承认这些田地是无偿送给自己，送给自己后仍由赵立精佃租，可见这些田地确实是投献的田地。
如今燕王降低了小农的田赋，赵立精要拿回自己投献到袁家土地。
这倒是个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