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壁看着鸦雀无声的文武百官，嘴角慢慢上扬。
“奇技淫巧”的称谓由来久矣。
科学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处于被打压的地位，只是在明清时期扩大了外延，加剧了对科学技术的全方位封杀。
士农工商，分工古代的劳动人民中分化出了“工”这一专业人才。
工匠们运用自己的技术与能力在制陶、冶金、铸造、建筑等多方面开创了行业的广阔天地，遗留了丰富的遗产。
然而因为儒学成为显学，成为历代王朝一直不可缺少的思想理论依据，工匠科技也遭受了灭顶之灾，被蔑称为“奇技淫巧”。
《尚书·泰誓下》中，起初“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是为了批判商纣王置祖宗基业于不顾，沉溺于玩乐取巧。
《礼记》中提到，“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而儒家门徒名教子弟，最擅长的就是歪曲先贤圣言，用自己的理解横加批注甚至是解释宣扬，从而让这些所谓的圣贤之言变成替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
一直等到了唐宋，“奇技淫巧”的不入流地位在开放包容的唐宋迎来转机，四大发明之三就是这一阶段的结晶。
隋唐时期经济的繁荣提供了物质保障，商业手工业地位的抬升为科技的突飞猛进奠定了基础。
但科举考试制度将技术类的各门学科排除在外，“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将大量的知识分子们引入哲学、道德和文学领域。
前宋朝廷不但没有像以往的统治者那样视工巧之便为“奇技淫巧”，加以禁绝；相反，还制定了对出色的科技发明的奖励制度，工匠们就有了研制技术与工具的动力。
而且在科技领域有突出才能的人通常会被列入“奇才异行”名录，可以直接选拔进政府机构。冯继升改良了火药法，朝廷赐衣物束帛。
甚至前宋朝廷理念相当先进，深谙“要从娃娃抓起”之道，有意识培养科技人才，后世常常将古代的国子监、州县学、书院看作是儒家经义的培训基地，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势。
就比如前宋朝廷，中央设立了专科学校，包括医学院、算学（数学）院、天文历法学校、武学院等，隶属于国子监，还开辟了对优秀学生的奖学金制度，如医学院学生根据成绩的上等、中等、下等分别给五到十五贯钱。
毫无疑问，前宋朝廷这种大力支持的政策，让投身于“奇技淫巧”行列的百姓子民得到了切实利益，自然鼓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科学技术的行列。
除了中央，地方的州县也不落下，各学校也根据情况设置科学课程，比如理学大儒、“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在主持湖州州学时，设立“经义”“治事”两斋，治事斋开设了算历课程，虽然他们对天文历法的重视离不开服务于迷信的“天人合一”，但因此也推动了算历的平稳发展。
宋代的书院设有专门的科学课程，书院教育集大成者朱熹就主张农业技术、医学、百工之类的自然科学知识也都“确有道理在”，并认为自然科学和成圣成贤、经邦治国的知识都是正道，这就洗脱了科学技术“奇技淫巧”的罪名。
包容开放，支持鼓励，这也是前宋经济繁荣的根本原因之一。
元朝的治理非常粗糙，不过两宋的科学余绪尚未断绝，颇似曾经宽松对待“奇技淫巧”的氛围。
然而到了大明王朝，草根出身的太祖朱元璋，那是一门心思地想要打造一个家天下的盛世王朝，连儒学都要阉割了再推行下去，更别提工匠的“奇技淫巧”了。
甚至太祖朱元璋还制定了严苛的户籍制度，企图以此将各个阶层的百姓子民全部都给牢牢固定在各自阶层里面，匠人也因此沦为了承担徭役的主体，日子过得苦不堪言惨不忍睹，更别提什么发明创造了。
不过到了大明中晚期，士大夫群体恢复了对科学技术的探索兴趣，强势的“经世致用”思潮尤为重视科学技术的价值，因此有了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翻译、宋应星《天工开物》的出版。
然后就是满清建奴对科学技术的绝对打压和封杀了。
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就是对这一时期的提问，“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被欧洲人后来居上呢？”
因为满清建奴对思想的全方面禁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科学技术也在其中之列，清代编撰的《四库全书》中除了收录一些农家、医家和天文之类的科技著作之外，将其他科技一概排斥。
他们不需要华夏民族向前发展，从而威胁到他们这些外邦蛮夷的统治地位！
他们巴不得用尽各种手段和方式，禁锢华夏子民的思想，约束华夏子民的行为，通过篡改儒学、闭关锁国等一系列可笑措施，强行遏制了华夏民族的发展道路，关起门来继续做他们的天朝美梦！
西方日新月异的变化，大大冲击了愚昧的满清建奴。
此时的“奇技淫巧”更多的指